周志远——专注于癌症与中风后遗症的研究

在我们这学期的预防医学课上，我学到了很多营养学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在阅读一些与营养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这类文献看多了，我渐渐地对这些文献的作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质疑，甚至反感。 如今流行的营养学观点，一大半是害人不浅的。比如生酮饮食、高蛋白饮食，乃至我们教材中推荐的那种精确计算各种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后搭配的所谓“均衡饮食”，都很难说切合实际。 很多人把现代人的代谢疾病归因于高碳水饮食。我们这群从小就不得不接受高碳水饮食的中年人还没死，我们亲自见证过高碳水饮食。我们小时候因为条件所限，吃不起太多肉、蛋、鱼、奶，只能主要依靠碳水类主食提供热量。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和父母一起花大量的时间在田间劳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比如今的青少年健壮许多。 不但我们还健在，我们的父母大多也还健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农村，或者在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的伙食也比过去改善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是以高碳水饮食为主。他们坚持了一辈子的劳动习惯没有改变。 我父亲兄弟几个，年过八旬，依然在田间劳动。甚至我父亲还有个最小的叔叔仍然在世，他年近九旬，也依旧在农村种地。他们没有像我们的教科书推荐的那样，每日摄入多少维生素、多少克蛋白质、多少克脂肪、多少克微量元素，而是有什么吃什么，以支撑自己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们村是一个很大的自然村，有两三千的村民。我们是集族而居的自然村落，村里的男性村民基本都姓周，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子孙后代。据我所知，我这一代以及我们上一代以碳水类饮食为主的村民中，几乎没有人得糖尿病，超重和肥胖率很低。 所以我很难相信那些认为碳水类饮食是糖尿病罪魁祸首的文章。有些作者信誓旦旦，引用各种数据来证明碳水类饮食的坏处，但他们所引用的数据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中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是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更大的，他们都还在世。受限于时代条件，这些人早些年都是吃米面长大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以高碳水食物为主的饮食习惯。 我们这些人青少年时期很少有人得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这些数据被无视，只能证明作者为了证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对数据进行了选择性处理——众所周知，这样处理数据根本谈不上科学。 有很多人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认为远古人类不吃米面，只吃狩猎的动物和采集的果实，因此现代人这种饮食结构是反自然的。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远古人类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大概相当于现代人类预期寿命的一半。 在几乎所有讨论营养问题的书籍上，我很少看到有作者反思过，我们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在当前的信息生态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在显现：由自媒体与人工智能（AI）共同制造的信息噪音，正在挤压客观理性的生存空间。这种噪音并非单纯的虚假，而是以“半真半假”或“情绪化放大”的形式，重塑着受众的认知。 中国古代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说。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需要高强度认知负荷、逻辑严密的深度内容（黄钟）往往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而那些诉诸本能、情绪化、标签化的快餐内容（瓦釜），却因契合了注意力经济的商业逻辑，获得了巨大的流量。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指出，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其理性的、有意识的人格便会被无意识的集体心理所淹没，群体只接受形象化的、绝对化的断言，而对复杂的逻辑讨论感到排斥。 这一百多年前的观察，在算法推送的时代并未过时，只是“群体”的聚集方式从广场转移到了信息流，而驱动其非理性选择的底层机制，依然是勒庞所描述的那种对确定感与情绪共鸣的本能渴求。 这种错位并非偶然，它根植于人类的认知生理机制。大脑的前额叶在负责复杂逻辑推理时耗能极高，而在现代社会的长期压力下，受众出于神经系统“节能”的本能，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提供即时情绪抚慰和虚假确定感的信息。 自媒体的商业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捕获注意力”，因此，偏颇、极端的情绪输出成为理性的替代品。部分内容创作者并非缺乏逻辑，而是出于流量策略，刻意将复杂的现实修剪为极端的观点，以迎合受众的既有偏见。 而AI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呈现出更复杂的结构。作为一种基于海量数据进行概率预测的语言模型，AI的训练语料大量摄取自互联网上人类已产生的文本。这意味着，互联网中占绝对多数的流行观点和情绪化表达，构成了AI输出的基础底色。在缺乏特定指令约束的默认状态下，AI极易生成符合大众预期的、看似全面实则缺乏深度的结论。 此外，为了确保输出内容的“安全”与“用户友好”，当前主流AI在训练中普遍引入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 这种机制在过滤有害信息的同时，客观上也导致了AI在处理争议问题时倾向于“端水”和顺从，削弱了其给出尖锐但客观且符合逻辑判断的能力。为了维持文本的连贯性，AI有时甚至会生成看似合理却缺乏事实依据的“幻觉”（Hallucination）信息。 由此，受众的认知惰性、自媒体的流量机制与AI的概率生成模式，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闭环。在庞大的虚假与情绪化信息流中，公众的鉴别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此前笔者专门撰文介绍过中医的熏吸疗法，实际上，中医传入日本后，日本本地的汉方医学家也使用了熏吸疗法治疗难以治愈的顽固疾病。 比如汉方医学家治疗久治不愈的咳嗽，就有专门的“久嗽熏药”，该法用雄黄（二铢）、丁香、沉香、胆矾各一钱、胡椒二粒，研末，和糊熏火，以管吸之，用药前后禁咽醋。 日本汉方医学家浅田宗伯说这种久嗽熏药是借鉴了中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千金方》中的经验。据笔者判断，此方所治疗的“久嗽”多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或肺癌之类的疾病。 此方中的雄黄用火熏后，会生成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中药的砒霜，有很强的毒性，使用时应注意安全。砒霜虽毒，但只要用量极少，能治疗许多顽症。 日本汉方医学家所尊奉的古秤体系（尤其是“神农秤”的换算标准）。比较常见的换算范围一铢大致在 0.04克至0.65克 之间，其中最具有日本汉方特色的换算值约为 0.04克左右。所以本方中的雄黄的用量属于微量。 另外，本方中的胆矾的化学成分是五水合硫酸铜（CuSO₄·5H₂O），胆矾有消炎灭菌的作用，但它也有毒，古今用胆矾中毒的案例不少，不过致死量一般在10克以上。所以这个药也不能用大剂量的使用。 此处的一钱按照日本汉方医学界的标准，可换算成现在的3.75克。因为是熏吸法，胆矾在加热的过程中损耗的大多是水分子，硫酸铜并非容易挥发的物质，所以实际吸入患者身体内的胆矾是微乎其微的，安全性不算差。 用药后禁止咽醋，与醋可促进三氧化二砷渗入黏膜，导致中毒反应有关。使用时应遵循这一用药禁忌。 笔者见过肺癌患者用类似的方剂和类似的熏吸疗法治疗，确实有一定的效果。而且控制好用量，隔日或隔数日用药，其安全性尚可，可见古人的这种用药经验也有可取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不是由如β淀粉样蛋白累积这样的单一因素引起的，它更应该被视为与心脏病类似的一种需要多种形式治疗的疾病，以解决机体的不同问题。需要承认这种疾病的代谢本质，未来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将通过治疗潜在的代谢疾病实现，以及治疗可能导致这种退行性疾病的毒素、炎症、头部创伤和其他并发症。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Robert Lufkin《我在医学院教过的谎言》 因为身边亲人患阿尔茨海默病，我不得不对这种疾病比对一般疾病更关注一些，最近几年也尝试着用我自己所提倡的大复方多靶点特色疗法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并在最近取得了比以前更进一步的疗效，缓解了中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产生幻觉的症状。 我用的是从多个角度入手，全面的对患者进行治疗的大复方多靶点的治疗思路。这种思路还不完全等同于中医的整体观，而是一种建立在中西医结合的全面的病理观的基础上的，复杂的临床思维。 我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病变视为脑循环障碍、脑部炎症、气血亏虚、神经系统损伤等多种病因所致的复杂病变，用药遵循活血化瘀、醒神开窍、清热解毒、祛湿除痹、豁痰定惊、平肝熄风、安神助眠等多种治疗原则，共用中药一百多味制成一个超大的复方，同时每种药物的剂量都控制在0.01克左右。 这样的治疗方法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但最初我是用来治疗自己的亲人的，所以不存在信任的问题。阿尔茨海默病现在被视为比癌症还要无望的疾病，癌症尚有成熟的治疗方案——虽然这些治疗方案的治愈率通常都是很低的，阿尔茨海默病则连像样的治疗方案都没有。所以一旦家人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我们除了摸索新的治疗思路之外，也别无选择。 我在实践中的探索有一定的效果，我此前已经撰文介绍过我是如何用药治疗自己父亲的，在此不再赘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父亲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症状已基本消除。目前他独立生活在我们老家，具备完全自理的能力。 今年以来，我把这种治疗思路进一步用于另一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的病情已经进展到频繁出现幻觉的程度，我除了使用家父所用过的方案之外，还给他使用了中医治疗精神障碍的白金丸（由枯矾与郁金为主组成的方剂）和孔圣枕中丹等方剂相结合的方案，以及我此前公布的治疗脑卒中后慢性意识障碍的治疗方案。 经治疗数月后，该患者幻觉逐渐消失，自理能力明显增强。这种疗效使得我愈加相信，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并不单一。…

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直接、易懂且错误的解答。 ——亨利·路易斯·门肯 最近，美国甲骨文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在一次讲话中提到，AI将在未来五年，最多十年消灭癌症。此话一出，又在互联网上掀起一轮波澜。 上一次说这种话的，我记得是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在多年前就号称自己在几年内攻克人类大多数的疾病。我对讲的这些话记忆犹新，只是他自己现在假装忘记了。 医院仍然人满为患，扎克伯格也还在继续赚着他的美金，最初听过扎克伯格那豪迈的演讲的人大多已经记忆模糊了。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创始人，经常冒出一些豪言壮语，勇气可嘉，只是他们在自己不了解的医疗领域说出来的那些大话完全不靠谱。 当然，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这些话当作一种商业营销的手段去理解，就一下子合理化了。当下，AI公司正在疯狂的从市场吸金，是需要制造一些噱头让一些投资者去交智商税。 美国不只有大公司会有这种妄想，美国政府也经常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妄想。1971年12月23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成立了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这项法案提供了16亿美元，用于寻找癌症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这项资金充足的计划被称为“抗癌战争”，美国政府和人民曾相信癌症将在1976年，也就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被消灭。但50年过去后，美国的癌症死亡率持续上升。美国人经常雄心勃勃，喜欢说各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很多这样的言论并不靠谱。 AI确实会给医疗行业带来很大的改变，目前先进的AI诊断系统已经可以胜过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AI始终改变不了的是疾病的难治性，AI可以在许多按照简单的疾病上替代医生的工作，但在难治性疾病上，AI并不能提出比一个研究型医生更有效的方案来。 对此我有切身的体验，我经常使用AI来帮助我查询资料，也让AI来帮助我寻找处方思路的瑕疵。AI能给我提供部分有益的建议，但也有很多时候它纯属胡说八道。普通人很难判断究竟AI的哪些回答是有益的建议，哪些回答是胡说八道。好在AI会提示用户，AI给出的医疗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直接使用。…

大连翘饮出自《万病回春》，是明代医家龚廷贤创制的经典名方之一。该方组成为：连翘、瞿麦、荆芥、木通、当归、防风、赤芍药、柴胡、滑石、蝉蜕、甘草各一钱，山栀仁、黄芩各五分。 本方的治疗思路是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消肿散结，本方用了疏风散热的防风、荆芥、柴胡、蝉蜕，使热邪自汗而出；又用了清热利尿的栀子、滑石、瞿麦、木通，使热邪自小便排出；同时还用了清热凉血、解毒散结的黄芩、连翘、赤芍。组方思路精巧，疗效很好。 龚廷贤创制大连翘饮本为治疗天花，亦即中医的“痘疮”，现在天花已经绝迹了，看起来这个方子似乎应该无用武之地了。但后来的医生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大连翘饮治疗丹毒以及各种脓肿有奇效。 日本汉方医学家浅田宗伯喜欢使用本方，在其著作中浅田宗伯这样评价本方：“运用于大人老妇血分瘀滞，身体发种种无名之恶疮，诸治无效者，与此方有奇效。若热毒甚者加犀角效佳。”又说本方“治小儿伤风感冒，发热，痰壅，风热，丹毒肿痛，颈项有核，腮赤痈疖，眼目赤肿，口舌生疮，咽喉疼痛，小便淋沥，胎毒，痘疹余毒，一切热毒并治之。” 按照浅田宗伯的这些记载，本方不但可以治疗皮肤病，还可以治疗腮腺炎、扁桃体炎、颈部淋巴结肿大、结膜炎等疾病。 但在用本方时需要注意，方中的木通不可以用关木通，因为关木通属马兜铃科植物，对肾脏的毒副作用较强，现在多用川木通或白木通代替关木通。另外，本方中的滑石粉也有一定的致癌作用，所以如果久用，应考虑用车前草或小蓟之类的药物替代滑石。 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大连翘饮是治疗皮肤病的良方。皮肤病患者确实容易出现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等“上火”症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说某某人的脸上的青春痘与“上火”有关系。 现代医学认为一些皮肤病，比如反常性痤疮的主要病因是炎性因子的作用，而人体最大的炎症器官是脂肪组织，所以肥胖者更易为此病困扰。这与古代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膏粱厚味，足生大疔”是相呼应的。 龚廷贤创制的这张“大连翘饮”，对这样的病机很有针对性。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做适当的变通性处理。

中国有句自古流传至今的俗谚——吃饭只吃七分饱，其实如果我们要健康，可能只吃七分饱还不够，我们还要制造更多的匮乏，才能让我们的身体不至于生病。 我小时候，我们的食物可选的种类非常有限。我们的主食是米饭，佐餐的是田园里的蔬菜，逢年过节偶尔吃点肉，水果、零食基本都不存在。 我不是说那种生活就好，但是那个年代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慢性病。如今，全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超过一半的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处于隐性肥胖状态——他们的体重没有超标，但是内脏脂肪却超标了。 这种现状与我们这些年的食物供应越来越充足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食物的总量和种类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饶。人对美食的抵抗力真的很弱，所以许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 我们常常说药物在一定的剂量下是治病的，过量了就是毒物。但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食物也如此。食物为我们提供我们必须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一旦超标，就会导致我们生病。比如，如今席卷全球的2型糖尿病，其根源就是摄入了太多的糖；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根源则是摄入了太多的糖和脂肪。 我们的精神也在因为过度的富足而变得脆弱不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乃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们，都是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的心理确实没有今天的孩子们那么脆弱。 我小时候，因为娱乐项目少，只要能找到书就会沉迷进去阅读。如今，我的儿子这一代，精神食粮不再是不足，而是过度，这些精神食粮让他们吃撑了，撑到他们无法沉下心来好好阅读一本书，并在阅读中进行有益的思维训练。 小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电灯，要靠煤油灯照明。为了节约美柚，我们基本奉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晚上早早吃完晚饭（通常是在六七点钟），早上八九点钟吃早餐，中间没有任何夜宵或者加餐。 当时我们的劳动量还很大，我们白天摄入的热量基本被我们白天的劳动消耗完毕，即便还只是孩子，我们当时也经常参加重体力劳动，劳动量远远胜过现代人在健身房中的活动量。晚餐的热量在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空腹的过程中，也早被我们的身体消耗殆尽。 如今看来，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是对胰岛素非常友好的。我们让胰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所以很少有人产生胰岛素抵抗现象，代谢性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自然也就很低。…

这学期的课程表很满，理论课、实验课、实训课，一节接着一节，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我在这学期对外界的关注比以前更少了。每天听课、整理笔记、做课后习题、做实验、进行实训练习和写实验与实训报告，忙得不亦乐乎。有些内容在课堂上没有消化，还需要去网上找相关的视频课程听听，我每天还要写写文章，以及处理部分工作，所以时间总是挺紧张。 上学年偶尔还有时间去附近的商圈转转，吃吃校外的特色小吃和西餐，这学期进了校门，就不再有时间出校门了。我每周日返校后，整个工作日就都在校园里呆着，不出围墙半步。 虽然时间紧张，但是体育锻炼不敢减少。久坐不动的生活是我这个年龄承受不起的，为了避免久坐不动，也为了避免二手烟，我每节课下课都要从教学楼出来，走到图书馆去上个厕所，这样能多走点路。 如果不下雨的话，我早晨起来，会在操场上跑步1.5公里（约3000多步）。日间我们上课时要从教学楼到实训楼和实验楼间不断地穿梭，放学后要从教学楼到食堂和宿舍间穿梭，这样一天下来，手机记录的步数常常高达一万多步，需要爬的楼层则超过20层，运动量还是足够的。 我也增加了一些抗阻运动项目，上一届的毕业生离校时扔了不少东西，我从他们扔掉的日用品中捡到了一对很好的哑铃和两张小桌子，我把这对哑铃洗了洗，带回我的宿舍，偶尔我会用哑铃做些锻炼。我自己从家中带来了一对做俯卧撑的用具，最近又网购了拉力器。中午或晚上回宿舍，我会借助这些工具做些抗阻运动。 所幸的是，这么多年来，我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好，一沾枕头就能入睡，每晚虽然会有起夜的时候，但是上完厕所回到床上，还是能秒睡。每天晚上我十点前入睡，要睡足6.5-7.5个小时，才能醒过来。学校的生活极有规律，我们还有2-2.5个小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可以在吃完中饭后睡0.5-1.5个小时的午觉。 充足的睡眠让我的精力一直都很充沛，每天的学习和工作量虽大，但我不会感觉疲惫。人不疲惫，精神就不容易沮丧。 我可能是我们学校里每天被人打招呼最多的人之一，班里一百多个同学，我还不能全部叫得出名字，但他们在路上见到我，都会亲切地喊我一声“叔”。除了我们班的同学，我去年军训时和这三个学期上体育课时认识到的别的班里的同学，见到我也会亲切地喊我一声“叔”，就连个别年轻的老师见到我都会大老远就喊一声“叔”。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很难不自尊自重。虽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了，但我与任何人都谨守着“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底线，开玩笑都不会越雷池一步。除了上学期有个女生上课时突发急症，呼吸窘迫，四肢痉挛，大家慌乱不堪，不知所措时，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把她抱起来送到医院急救外，其余情况下，我与学校里所有的异性都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可能因为过去的一年多，我在默默地为大家做了许多事情——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第一个进教室开门，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负责关灯锁门。调解班里的一些矛盾，帮助一些生病的同学解除痛苦。这些行为无形中让孩子们对我这个长辈多了一份亲切和敬重，所以他们的言行也都透着对我的尊重，尊重是互相的，我很难不以同样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和代谢中心，负责解毒、合成蛋白质、储存糖原等重要功能。当肝细胞内堆积了过多的脂肪（主要是甘油三酯），且超过肝脏重量的5%时，就形成了脂肪肝。如果排除了长期大量饮酒这一因素，我们就称之为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不完全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存在非酒精性脂肪肝，但是被报告出的比例没有这么高。这是因为大多数轻微的脂肪肝不会被临床医生报告出来，在我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血脂偏高、肥胖和隐性肥胖者中，有许多在体检中被报告为正常的脂肪肝患者。 NAFLD的发病机制复杂，通常与胰岛素抵抗、遗传易感性以及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简单来说，当我们摄入的热量超过消耗，多余的能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如果这些脂肪不能及时被运出肝脏，就会沉积下来。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水果以及含果糖的饮料是肝硬化的罪魁祸首。 虽然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但NAFLD并非无迹可寻。大多数患者在早期确实没有特异性症状，或者仅感到轻微的疲劳、右上腹不适。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食欲不振、恶心、体重下降等表现。然而，仅仅依靠症状来判断是不可靠的，定期的体检（如腹部超声、肝功能检查）才是发现它的金标准。 NAFLD的危害不容小觑。它不仅局限于肝脏，引发脂肪性肝炎（NASH），导致肝纤维化，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更危险的是，它往往是全身代谢紊乱的一个窗口。患有NAFLD的人群，患2型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因此，治疗脂肪肝不仅仅是保肝，更是为了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值得庆幸的是，NAFLD是一种可逆的疾病，尤其是在早期阶段。目前尚无治疗NAFLD的特效药物，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治疗的基石。 控制饮食是关键。减少水果、果糖和精制碳水化合物（如白米饭、面条、甜食）的摄入，增加膳食纤维、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有望逆转脂肪肝。对于超重或肥胖患者，减轻体重是逆转脂肪肝最有效的手段。研究表明，减轻体重的7%-10%可以显著改善肝脏脂肪变性，甚至逆转早期的肝纤维化。 运动同样不可或缺。规律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结合抗阻训练，不仅能消耗热量，还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肝脏脂肪沉积。 非酒精性脂肪肝虽然隐蔽，但绝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管住嘴、迈开腿，定期体检，就能将这位“沉默的杀手”拒之门外，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化工厂”。

胰岛素抵抗听起来像一个专业术语，但它其实离很多人并不远。它不是单纯的"血糖偏高"，也不是只有糖尿病患者才会遇到的问题。 更准确地说，胰岛素抵抗是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变迟钝了：胰岛素仍然在分泌，甚至分泌得更多，但肝脏、肌肉、脂肪等组织对它的"指令"不再敏感，葡萄糖不能顺利进入细胞，血糖、血脂、血压和能量代谢就可能一起乱套。 如果把胰岛素比作身体里的"血糖管理员"，它的工作是把进食后进入血液的葡萄糖送进细胞，转化为能量或储存起来。正常情况下，餐后血糖升高，胰腺分泌胰岛素，细胞"开门"接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回落。发生胰岛素抵抗时，这把"钥匙"还能插进锁孔，却不容易打开门。为了维持血糖稳定，胰腺只能分泌更多胰岛素，久而久之形成高胰岛素血症；再往后，胰腺功能逐渐透支，血糖才真正开始失控。 为什么它可能成为现代人的共同困境？ 胰岛素抵抗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往往不是单一疾病，而是多种慢病的共同土壤。根据《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我国胰岛素抵抗人群占比已达29.2%。这意味着，接近三成的人可能已经处在代谢失衡的早期阶段，却未必察觉。 更关键的是，胰岛素抵抗常常"沉默"。很多人在血糖还正常时，胰岛素水平已经升高；体重没有明显超标，也可能存在内脏脂肪增多、肌肉量不足或肝脏脂肪堆积。它不像发烧、咳嗽那样容易被立刻发现，却会在多年里悄悄推动脂肪肝、高血压、高尿酸、动脉粥样硬化、2型糖尿病等问题发生。 胰岛素抵抗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胰岛素抵抗的影响几乎涉及全身代谢系统。 脂肪代谢紊乱：胰岛素长期偏高会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容易形成腹型肥胖和脂肪肝。 血压升高：高胰岛素血症可能促进肾脏重吸收钠，增加水钠潴留，进而影响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