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民间中医，我一直想成为正式中医，为实现这个梦想，我已经等了十年，也付出了许多。但起码到现在，我的这个梦想还没能完全实现。疫情爆发后，我自觉很对不起那些信任我的老患者们，他们把生的希望交付给我，但是在严刑峻法下，我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他们提供定期的复诊服务，因为万一因我而引爆疫情，我将锒铛入狱。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找到我之前，已经看过了许多医生，其中有一些是屡经多名业内顶级专家的治疗，效果欠佳，因为彼此的缘份，在我这里稍有疗效——这并非因为我的水平比那些专家高，而只是因为医疗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我相信我治疗无效的很多患者，在那些专家那里也许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我也为自己能够延长他们的生命而感到欣慰，但如今也为未能像过去一样的照护他们而深感愧疚。

2012年，我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有关规定，办理了传统医学师承关系，但遗憾的是我所在的XX省中医药管理局玩忽职守，多年不给我们这些中医学徒安排考试，使得我们的转正遥遥无期。好不容易举办了一次中医专长医师考试——这次考试已经拖延了三年，让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中医们有希望得到一个阉割版的专长医师资格证，但考试组织的水平又相当不理想。

作为考生，我只能用错愕来形容这次参考的感受，和其他省份相比，我们XX省的考试有待提高的地方太多了。所考的中药和方剂都靠考官临场发挥，很难做到对每个考生有针对性。我明显的感到我常用的部分方剂和药物，我的考官们闻所未闻，而他们所提的问题，又与我的专长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场考官问答时几乎是在闹专业上的笑话。他们有资格指正我的错误，我没有资格指正他们的错误，因为彼此的地位决定了。我相信如果易地而处，我是考官，他们是考生，我也会考得他们汗流浃背，窘迫得无地自容。

其它各省考中药时，都是考生提供自己常用的药物目录，考官从中抽选几种药物考察考生。我们XX省没有这道程序——尽管省卫健委的红头文件中也要求这么做，而是考官冷不丁的拿出五种中药，让我们辨识，考生平时用不用这些中药，这些中药与考生专业有关无关，概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要完成这场考试，对国家政策有个交代。

整个考试只能用牛头不对马嘴来形容。我在研究了北京市同类的考试程序后，意识到我们XX省组织的这场考试近同儿戏。国家选拔中医师承与专长人才的政策很好，我非常拥护。也正是因为国家有此政策，我相信政府，我才走了中医师承这条路，但各地执行的情况有太大的差距。北京市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师承人员出师考试，我们XX省五年没举行一次。北京市的专长医师考试规则非常详细，在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考生和考官都有据可循，我们XX省的考试则没有这么规范。

这考试的不严谨其实与考官没有关系，考官也努力想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只不过省里组织一场这样漫无方向的考试，考官也无所适从。毕竟考官并非万能的，不能掌握每个考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而考官会考哪个考生，又是考试当天随机抽选的。只能说我们XX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考试的水平太低。

我们仍然只能被称为“中医实践人员”或“中医（专长）医师”，要想拿到正规的中医医师资格证，还不知道有多长的路要走。因为害怕被省中医药管理局报复，在考试时对我设卡，多年来我选择了忍气吞声。如今我意识到有罪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些玩忽职守的渎职者。非常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这些“妾身未明”的中医学徒们的命运，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像我一样的中医学徒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不敢违法乱纪，但是执法机关敢玩忽职守，剥夺我们正常的考证权利。

2012年，当我选择中医师承这条路时，孩妈强烈建议我重新高考一次，上一所中医药大学，从正规的科班出身，不要走中医师承的路。如今实践证明她是对的，她是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内的拖沓作风比我有更深的了解。

2021年，在我办理了师承关系后的第十个年头，我重新拿起了高中课本，复习预备二次高考，准备上一所中医药大学，为拿到正规的中医医师资格证，再付出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前的十年时间，差不多相当于白费了。

十年时间，我换回来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欲速则不达。以前希望走一条便捷的道路，结果没有料到在现实中，这条路被人封死了。过去的十年我一直压抑着自己，只希望少惹事生非，尽量忍气吞声，早日考证成功。

如今我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应该发出呼声，即便无法改变现实，也可以让那些想走中医师承的路的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如果您们一定要走这条路，要选对省份，不要在一些落后的身份办理传统医学师承关系。我今年才知道中医师承关系对师承人员的户籍是不设限的，任何省份的师承人员都可以在其他省份办理师承关系，在属地参加考试。

我现在已经决定放弃中医师承这条路了，所以希望一吐为快。我很感谢这些年在我走这条路的时候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他们中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师父，有我的亲人，也有许多新结识的长辈和朋友。而且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患者们，他们不以我只是一个中医学徒而嫌弃我。我也要感谢国家政策对我们的宽厚，让我们这些中医临床实践人员，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临床工作，给了我们一条出路走，并在制度上为我们提供安全学医和考证的保障。

十年前我有些心急，如今我不再急躁了。如今我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急，不用急，也不能急。但当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不可避免的急于求成。今年回到北京，中国中医药报社的一位朋友得知我坎坷的师承之路后，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我熟悉了北京市中医师承的有关规则，提供了很多便捷。但是在再度权衡师承与科班这两条路的利弊之后，我决定不再走师承之路了，哪怕是在凡事都很规范的首善之区。因为十年过去，师承政策也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再走师承之路和重新高考所需要耗费的心血是差不多的。

我很感谢这些年认识的中医界的朋友们，在疫情发生后的困难时刻对我伸出了援手。疫情发生后，有些中医师朋友知道我的师承之路还没走到头，用他们的处方权为我提供必要的帮助，协助我继续照顾患者们，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同时也帮助我规避法律风险。

我还特别感谢很多患者为了规避我的法律风险，做了许多通情达理的让步。我虽然早在我的个人简介中已经注明了我只是一名中医师承人员，但是还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的向大家解释一下我目前的处境，以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因为倘若患者朋友们不理解，便可能会认为我如今不再和患者见面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做法。

我会继续努力，早日转成正式中医，摆脱这种尴尬的灰色地带，帮助更多的信任我的患者朋友们。但与此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的难处。我一向都是很坦诚的对待所有人，因为我相信万物只有见光才能避免霉变，任何个人和组织也只有在阳光的状态下，才能健康成长。

我对未来依然充满了希望，希望您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