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散步时，遇到中得叔，他正在把鸭子赶进村里废弃的大棚里——前几年村支书心血来潮，花村里的钱在我们村修建了两个大棚，大棚从修好到现在一直废弃着。其中之一现在成了中得叔的鸭棚，另一个则长满了杂草。
从我记事起，中得叔就一直在村里养鸭。我父亲有段时间做松花皮蛋生意，还从他家里收购过鸭蛋。中得叔比我大不到二十岁，在我们村，像他这个年龄的人现在也是外出务工的占多数，只有他仍然在村里养鸭子。
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系上几块布片，这就是他放鸭的工具。他用这根竹竿来驱赶鸭子，把它们从一片水域赶到另一片水域去觅食。村里的稻子收割完毕后，他就把鸭子从一块稻田赶到另一块稻田去吃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谷子。如今他不但养鸭，还在大棚里养了一二百只鸡。
我们隔得老远，便很亲热的互相打招呼，他看到我戴着口罩，与人隔得远远的，笑话我怕死。我对他说，我从外地回来，比他们染疫的风险大一些，所以要自觉的戴着口罩，与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把瘟疫带回村里。
他听完后说，还是读书伢通情达理，知道为人着想。他说像我一样陆陆续续回村探亲的人也有一些，大多数不会顾及自己的行为是否给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带来风险。其实也是我过于小心翼翼，其他人也没给村里带来风险。
留守在村里的人大多和他一样，很少出村，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熟人社会，自然就没人戴口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不懂防疫，农村人并不傻，只要疫情再在本地出现，大多数人都会立即做好防疫工作。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们村包括在外务工人员在内的一两千人中，无一人染疫。我们离武汉不远，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而且黄冈也曾是重灾区。
中得叔并不在乎我从哪里回来，很愿意和我聊天。他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和鸭子打交道，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会和人聊上几句，打发时光。我问他现在养这些鸡鸭一年能有多少收入，这辈子都在村里养鸭闷不闷。
他呵呵一笑说养鸭是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他和我算了一笔账，每年的人情世故礼金大概要花掉一万元，抽烟喝酒也要花掉一些。他还要照顾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每年老人的医药费也要花掉一些。如果他不照顾老人而是把他送到养老院，一年也要两三万。他养鸡鸭没有盈余，但是足够开销。他外出打工的话，所能赚到的钱不会比这多多少，但是外面的生活太拘束，不如乡下的天地宽阔，生活自由。
养鸡养鸭其实是一件很费心的事情，一旦养上了，就得每日都照顾它们。所以中得叔这一辈子都不曾出过远门，最多只能抽出半天时间去一趟县城。他还在种着几亩地，在农村，总得种点粮食自己吃。
他又跟我算起了今年种粮的账，棉花和黄豆价钱涨了点，但是占湖北农业大头的谷子比去年卖得贱了，化肥农药价格则比去年高了许多，所以今年种植庄稼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估计明年村里的地抛荒的会更多。农业总是这样的，好一年歹一年的，农资物质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气候变化对我们都会有影响，在农村长大的我对此并不陌生。
过去农村的年轻人除了种地，没有更多的选择，现在可以选择出去打工。大多数年轻人更喜欢外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并不喜欢村里的这种简单原始的生活，所以像中得叔这样一辈子都留守在村里的人是不多的。
改革开放带给他最大的好处，是让他有了养殖鸡鸭的自由。在改革开放前，他养的鸭子只要超过三只，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是掌权者松开了一只手，让人们有了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所以中得叔也有了自己的人生。
中得叔有一个不能去揭的伤疤，他的亲哥哥在外打工，安全保护没做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件事情对他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哥哥去世时，家里的孩子们还很小，也得他这个做叔叔的照应着点。
“外面的世界，抖音上都看得见。”对中得叔来说，把鸭子赶到放牧点，没事情的时候，掏出手机刷抖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抖音上或真实或虚假的信息，就成了他们这些人的饭后谈资。
生活在中得叔这里变成了与我们这些常年在外工作的人完全不同的样子，他不富足，但很轻松。我佩服他抵御社会潮流，坚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勇气。据我所知，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现在在过的生活，但是他们压抑着自己，在生活中忍耐和折磨着自己，疲惫不堪，严重的甚至因为厌倦自己的人生而自杀了，何苦呢？接纳自己，首先要从接纳一种生活方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