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该报道提到印度冠状病毒基因联盟科学顾问组的主席贾米尔辞职了。

贾米尔虽然不肯明言自己辞职的原因，但是5月13日，贾米尔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特邀评论文章中总结印度应对疫情的情况时曾指出：“科学家们基于事实依据的决策，面临着顽固的抗拒力量。”

其实早在疫情之初，一批病毒专家和医学专家就选择了隐退和闭嘴，我记得最早从新闻中淡出的是德国的一些病毒科学家，因为当时网络上的谩骂声已经多到他们无法忍受，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

我在疫情早期曾经写作过约十万字的文章，也曾为避免这个世界陷入困境而大声疾呼过。文章传播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我在外媒上看到一些记者在采访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时引用我的文章中的数据和观点，也看到一些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在谈论我和我的文章。而且我的公众号最高时一天新增关注者四万多，这是一个罕见的速度。

但是我的呼吁也被人们当作耳边风，我吃惊的看到现实世界是如此的抗拒理性的声音。所以当疫情发展到不可能再遏制得住的时候，我也选择了闭嘴。保存文章数据后，我把那段时间发布的所有文章从互联网上清除掉了，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此后便继续专注于癌症研究。

因为我知道此时再发声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搞不好还会遭来杀身之祸。若我有不测，不但我的家人会受到影响，许多患者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所以理智的做法是在风暴来临之前找到避风港。我的警觉性比大多数人要高，当我闻到空气中充满了反智主义的味道时，我知道我们已经确切无疑的进入到一个混乱的灾难时代了。即便是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人，在灾难时代对许多问题也只能望洋兴叹，我们就更加难有作为了。

如果一个人足够理性，他就应该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在以理性方式运转这一事实。这个世界上只有理性的个体，不存在理性的群体。因为独立思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和能力，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品质和能力。

而世界前行的方向是由多数人决定的，爱因斯坦曾毫不留情的批判人类的愚昧，并且无可奈何的表示愚昧者数量多到让人无法忽视的程度。我对这一现象另有看法，人类的智商是有限的，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本来就凤毛麟角，我们很难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都达到与爱因斯坦同等的水平，所以现实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只能取决于人群的整体素质水平。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里，都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惨遭不明真相的民众的讨伐和屠戮。久而久之，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也都陆陆续续的学会了在狂热年代装傻充愣，默不作声。

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假如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当专业人士们不说话时，一知半解之徒就粉墨登场了。老百姓其实是可悲的，他们能阅读到的文章，真实可靠的并不多。

我不大阅读各种流行的网文和大多数新闻，因为这里有一些是为捞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明目张胆的写出来的假话和废话，还有一些是作者愚昧无知但却没有自知之明，不自觉地写出来的蠢话和屁话。虽然阅读它们纯属浪费生命，但是这些文章也颇有市场，影响着许多人，并且在人群中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抗拒理性的力量。

不过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看不见的自然规律在发挥作用。当地球上的某种生物的数量太多时，就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来削减它的数量，以达到生态平衡。

马尔萨斯曾说，人口过度膨胀，地球上的资源养不活太多人时，就会有瘟疫和战争来削减人口。如果瘟疫和战争还是无法削减足够多的人口以达到生态平衡的话，大饥荒就会随之而来。人世间的种种乱象，与大自然在默默中控制人口数量的规则息息相关。所以社会不理性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很理性，人口数量就会多到地球无法承载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