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帝，其他人只能用数据来取信于我们。

——Bernie Fisher医生

现代医学教材更新的速度很快，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教材，每一版都较前一版有不小的改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的增多，以前的一些结论被推翻了。最新的医学论文中，十年后还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不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的很多结论，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举例言之，20世纪早期，美国巴尔的摩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Willam Halsted曾经主张对乳腺癌患者进行扩大性切除，这被他称为乳腺癌根治性切除术，Willam Halsted认为扩大性切除术可以根治乳腺癌。因为Willam Halsted医生在业内享有盛誉，所以他的这些主张被固化为外科手术的信条。在他做第一例根治性切除术后80年的1980年，Bernie Fisher医生做了一种随机试验，对比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和相对保守的手术治疗，Bernie Fisher医生发现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患者与接受保守手术的患者的复发率基本相同，但是根治性切除术带来的大量的并发症让乳腺癌患者饱受折磨。

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普遍的认为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比乳房健康的患者摄入的脂肪要多，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乳腺癌患者摄入的脂肪并不比健康女性更多，过去之所以得出乳腺癌患者摄入的脂肪更多的结论，可能与被调查者自我“心理暗示”有关，接受调查的乳腺癌患者在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摄入了过多的脂肪。

另一种常见的偏见认为乳腺癌与妇女的情绪有关，认为那些情绪抑郁的妇女罹患乳腺癌的概率要大于性格开朗的女性，梅奥诊所做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流行病学研究推翻了这一结论。乳腺癌患者更抑郁或许是她们确诊后的表现，她们的心情抑郁是乳腺癌导致的“果”，而不是乳腺癌的“因”。

类似的被新的研究推翻的结论多得数不胜数。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非常难做，因为要考虑许多变量因素。我看到海外的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肝癌发病率高与中国人喜欢服用某些中草药或食用某种植物有关，我对他们所做的流行病学研究不敢苟同。我在实践中所见到的多数肝癌还是乙型肝炎发展而来的，乙型肝炎是乙肝病毒造成的，中国是乙肝大国，如果对中国的肝癌研究不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仅仅凭个人印象就下某些结论，显然违背了统计学的基本规则。这样的医学研究的含金量是不高的，因为这类医学研究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够严谨。

我自己在实践中经常发现一些权威的医学文献的观点站不住脚。比如我在某位中医界权威的书中看到他提到砷化物（雄黄和砒霜）可以用于治疗白细胞偏高的白血病患者，但是不可以用于治疗白细胞偏低的白血病患者。我有一段时间亦受其影响，不敢对白细胞偏低的患者使用含有雄黄的中成药。

但是我最近治疗的一个白血病患者，白细胞很低，我之前给她开过含有雄黄的中成药，当我看到她白细胞低了后就动摇了，不敢给她用这类药。不过患者和患者家属还是坚持在用，因为他们觉得放弃这类抗癌药太可惜。结果在白细胞低的情况下，雄黄不但并非白血病患者的禁忌用药，反而这个患者用了雄黄后白细胞恢复正常了。假如不是患者家属和患者笃信笔者之前的用药建议的话，这个患者就不会有好的疗效。

同样我在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编撰的《中华本草》和《中药大辞典》中，都看到麻黄有升高血压的作用，提示高血压患者应慎用。但是我自己在治疗两例颈椎病患者时，用了麻黄，不但把患者的颈椎病给治好了，把他们的高血压也治好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高血压在服用了含麻黄的中药方剂后，达到了根治的效果，此后没有服用降压药，也没有再高出过正常值。

我用仙鹤草升血小板，用凤尾草止痛和止血，用白芨止血，都不是根据正统的医学文献上记载的方法来使用的，而是自己摸索出的用法和用量，我这样用的效果比医学文献上记载的用法和用量的效果好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拘泥于医学文献，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文献误导。有许多医学结论都是前人得出来的不够严谨的结论，他们所做的研究和他们所设计的实验，也许存在一些不够科学的环节。我们轻易相信这些结论，并为这些结论所误导，就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我常常被患者逼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患者的问题我和其他的治疗他们的医生都解决不了。每当这时候，我就不断的翻阅各种各样的文献，独立的做各种尝试，有时候一些突破常规的尝试把患者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自己现在看一些医学文献时，会尽力去找某些结论原始的出处，去认真的查阅得出该结论的医学家和科学家所做的研究，看看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否无懈可击。设计临床实验和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研很难，科研人员得出的错误的结论实在太多了。所以学习这些医学文献的时候，如果轻信盲从，我们就很容易错过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