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论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我们肉眼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演化。只要存在自然选择的压力，就存在演化。举例来说，苍鹰博兔，苍鹰不但有兔子抵挡不了的锐利的爪子，还在视觉上占有优势，它们在高空中飞翔，地上的情景一目了然，很容易发现兔子的藏身之处。所以在食物链中，苍鹰是站在上游的。面对苍鹰的威胁，兔子存在生存压力，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兔子就发展出了一定的智能。兔子在明知无法逃脱苍鹰的击杀的情况下会装死以麻痹苍鹰，等到粗心的苍鹰接近它的时候，再出其不意的蹬腿袭击苍鹰，以求成功的逃生。兔子的这种智能就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展出来的。

演化只在乎繁殖，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拥有财富意味着一个人很成功。不过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成功的标志是生存下来并且能繁衍不息。如果某个人学历和社会地位很高且腰缠万贯，但是却没有子女或只有很少的子女，而另一个人一贫如洗，但是却有很多子女，那么从演化的角度来说，一贫如洗但是子女众多的那个人是成功人士，因为他的基因被遗传下来了，这是基因在数值层面上的成功。任何基因最大的动力都是繁殖，英国科学家Richard Dawkins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得透彻。

毒素学家们认为，最初的毒素也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大部分毒素都是来自于生物免疫系统基因的细微变化和复制，这些变化被他们的后代继承了。生物的免疫系统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主要是为了击退传染病或微生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然界中的那么多的有毒物可以用于治疗人的疾病。但是毒素一旦产生，它又不仅仅只是能击退传染病或微生物，它还能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比如那些破坏细菌细胞壁的酶同样能制造出控制神经细胞开关的生物活性酯，负责撕裂外来寄生虫的蛋白质也能撕开受害者的血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有毒的动物就利用自己拥有的这些酶和蛋白来伤害其他的生物，以达到逃避被杀或者捕食其他生物的目的。

但生物界的演化是永不停歇的，那些被有毒动物捕猎的动物们，也会演化出防御这些捕猎者携带的毒素的基因来。比如蛇捕食老鼠，可是有些老鼠在演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能抵御蛇毒的基因，所以它们并不惧怕蛇。蛇为了生存，就要进一步的演化出更有毒性的蛋白和酶来，所以蛇毒也在演化。这种演化在大自然中广泛的存在，一刻也不会停止。

给人带来疾病的细菌、病毒、毒素和癌细胞也在不断的演化。

抗生素被发明以后，人类一度以为可以战胜细菌，但是近年来，随着“超级细菌”的出现，人类才意识到在人类对付细菌的过程中，细菌也在演化。这些在演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超级细菌不再惧怕人类发明的抗生素，它们很容易夺走一些被其感染的患者的生命。

病毒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付病毒时，病毒也在寻找“适应”我们的途径。所以当人用隔离的办法来解决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的传染能力在变得越来越强，因为病毒基因也是“自私的基因”，它们和我们一样，要生存繁衍。

癌细胞也是这样，人类发明药物剿灭癌细胞，但是自私的癌细胞也在不断的适应人类发明的各种抗癌药，不断的变异出适应能力更强的子代癌细胞，所以抗癌药总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出现耐药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不断的给患者变换用药方案的原因——我每半个月便会变更一次组方方案，倘若不如此，患者很快就会出现耐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癌症问题的处方。

​但是人类也不是待宰的羔羊，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的演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像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一直在给自己打补丁，不断的升级。每次有一种新的病毒或毒素袭击人类时，那些感染过这种病毒或毒素并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体内便留下了一些病毒或毒素的片段作为“记忆”，下一次，同样的病毒或毒素袭击我们时，我们的免疫系统便会迅速识别出来，并且将之击退。所以人类的基因组中有超过一半的基因是这类“记忆片段”，这些“记忆片段”是用来预防疾病的。

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一些癌症患者神奇的自愈了的故事——通常幼儿中出现这类自愈的情况的更多。这些故事并不是虚假的，因为这些患者的身体在出现癌症后，借助演化的力量，产生了对癌细胞有免疫作用的基因，所以他们的癌症神奇的“自愈”了。之所以幼儿更容易“自愈”，也是因为孩子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免疫系统日渐强壮，所以在幼儿阶段罹患癌症的患者，更容易痊愈一些。理论上说，如果这类“自愈”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他们繁殖的后代也很多的话，那么他们的基因优势会逐渐的改变人类的疾病谱系，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后，人类或许不再惧怕癌症。不过大自然是否认可人类的这种推理，那就要看天意了。演化常常有很多的随机性，难以预测。

以上的这些观点遵循的是演化医学的理念，自1991年美国医学家Randolph M. Nesse和George C. Williams提出演化医学的概念，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医学研究以来，演化医学的思想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对人类学界、生物学界和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医学院仍然没有把演化医学理论作为教学内容教给医学生们，但是演化医学的理念引发的技术变革在生物制药领域却方兴未艾。

我们可以以大自然为师，从生物——尤其是动物的演化史中得到启发，寻找治病的良药。举例来说，水蛭之所以能吸血，是因为水蛭体内有一种叫水蛭素的抗凝剂，它可以让动物的血小板不能发挥正常的凝血作用，以利于它们从它们的猎物身体内吸血。在这种吸血的过程中，水蛭素固然是有害的，但是对那些身体内有血栓的患者来说，这样的抗凝剂却是治病的良药，所以水蛭素现在被研发成一种抗凝剂在临床使用。

最早用水蛭的这种抗凝作用来治疗疾病的人已经不可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水蛭是中医常用的一种药，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里的“抵挡汤”和“抵挡丸”中，水蛭是主要的药物。而且这个方子比单独用水蛭的效果更好，因为中国古代的医生们发现的有抗凝作用的药物不止一种，他们把各种抗凝药物综合使用，组成活血化瘀的方剂，再用有促进排泄瘀血作用的大黄之类的药物，迅速清除体内的瘀血，效果就更迅速，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治病手段。

张仲景当然无法像现代科学家一样，用演化医学的理论来诠释自己的医学思想，但是他的这种治疗经验至今仍然大有作用。这说明我们人类的祖先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已经在不自觉的利用到了演化医学的技巧。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挖掘出来，给人类治疗疾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