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最近在阅读的一些关于“华夏/中国”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医是依附于“华夏/中国”文明体系而存在的一种医学体系，它的起源和兴衰与“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兴衰历程是一致的。曾几何时，“华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中医也被世界各国当作学习和引进的对象，流向全世界。而当“华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时，中医也被当作陈旧落后的历史垃圾，许多激进分子叫嚷着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但正如“华夏/中国”文明一样，中医也有很强的韧性，无论遭遇了多少次的挫折和被征服，它都能浴火重生。而且每一次重生后，中医都能焕然一新，融汇和吸纳大量的新知，在薪火相传的同时，实现令人瞩目的继长增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古至今，“华夏/中国”文明都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中国文化能够不受教条主义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通，发遑古义，融汇新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吸纳了随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的古代印度医学和随丝绸之路一起流传到中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知识中的精华，一次又一次的继长增高。

唯其不排斥新鲜的血液，一种文明或科学才能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实现继长增高。中医中的许多理念，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Aryurveda，梵文“生命的科学”的意思，指印度古代医学）中找到影子。中医所用的许多药材也是从古代就开始从海外通向中国的商路流通到中国来，并进而为中国的医生们所使用的——如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以及来自印度的曼陀罗等。这说明中医是一个开放的医学体系，一直在不断的向外界吸收新知识。

但“华夏/中国”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曾不止一次的滋生过傲慢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心理，尤其以汉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沙文主义曾不止一次的阻碍了“华夏/中国”文明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华民族数次受挫于其他民族（如五胡乱华、蒙元和满清等时期），成为被征服者，错失了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狭隘的思想在中医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方中医”（或曰汉唐经方，日本称之为古方派）的排他性上。

古老的华夏文化仅限于黄河流域涉及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非常有限的一片区域内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如果那时有“中国”这个概念的话）只不过是若干部落组成的一个小国。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拓展，融合了许多民族，甚至吸纳了从商路移民到中国的中东与欧洲地区的民族，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国。所以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新移民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拓展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我们在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互相竞争后又互相融合，生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可以这样说，“华夏/中国”文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天下”思想中，本无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华夏民族乐意吸纳一切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促进自己的成长。我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历史时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造成我们的文明的衰退。也只有少数华夏子孙不思进取，傲慢自大且冥顽不化。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下，我们中国的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和医药技术才一次次的进步，不但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竞相效仿，亦使欧洲与中东地区的皇室贵族们艳羡不已。

中医要想在新时代继长增高，亦必秉承这种不断进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促进古老的中国医学朝着更先进和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礼记》中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理念，展示的正是中国人锐意革新的胸怀。我们中医人不能守旧不变，不思进取，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如果你不在追求进步，那么你就是在追求退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也正是“人文日新”，我们华夏民族厚重的人文思想完全能够承载各种革新。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文明的进步，正在一步步的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健康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宰权。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若无医学的进步，人类要想主宰自己的健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中医还能继长增高，能够在吸纳新知的过程中推动自己的进步。眼下中医所受的各种批评和非议，以及中医界守旧力量发起的各种对新知的抵触和批判，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浪花而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