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5%，45%的慢性病患者死于70岁之前，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

据估计，我国2010年有超过2亿高血压患者，1.2亿肥胖患者，9700万糖尿病患者，33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其中65%以上为18-59岁的劳动人口，呈现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等特点；47%的中国男性吸烟，80%的中国家庭人均食用盐和食用油摄入量超标，50%的居民蔬菜水果摄入不足，18岁以上成人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比例仅11.9%，这使得未来20-30年慢性病发病和死亡的形式更为严峻。

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正在呈快速发展的势头。2004年-2005年，我国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73-1975年上升了83.13%，较1990-1992年上升了25.51%，肿瘤发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预计2030年肿瘤将成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而美国则因为发动了全民防癌抗癌运动，2009年美国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较1991年的高峰下降了约20%（数据来源：李立明等《流行病学》第三版第三卷）。

世界卫生组织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那些病程长，通常进展缓慢的疾病”，美国疾控中心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长期持续的，不能自愈和很少能完全治愈的疾病”，按照这个定义，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高血压症、精神疾患均属于慢性病。以上这些疾病，在我国，都在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恶性肿瘤和精神疾患。精神疾患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已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4，在十种造成社会最沉重负担的疾病中，精神疾病占4种（数据来源：范俭雄、耿地勤等《精神病学》第2版）。

慢性病正在成为拖累中国社会和家庭的最大的负担，很多家庭因为慢性病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一旦有一个家庭成员遭遇慢性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捉襟见肘。通常，中国的医患纠纷也多因慢性疾病引起。

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因为慢性病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教育和恶劣的环境关系密切。预防慢性病所需要花费的金钱远少于治疗慢性病所花费的金钱，而且对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的效果也远远大于治疗。

不过与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相比，与预防医学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机构所受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些年我国的医院在迅猛的发展，医院的数量和院内的床位数增长的速度都很快，但是和疾病预防与控制有关的投入却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与从事临床工作相比，医学科普工作者的收入也要低很多。国家在预防医疗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居民预防疾病的意识薄弱，我们甚至连癌症的早期筛查工作都仍然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资本进入大健康产业，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能产生高回报的临床治疗环节而非吃力不讨好的预防医学。

疾病的预防有时与政府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比如在我国，很多烟草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限制乃至打击烟草行业的发展，但这会直接动到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还看不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全球各国都不肯在预防医学方面慷慨的投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以说是全世界轻视预防医学的结果。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普遍待遇偏低，而且各国政府还在不断的削减公共卫生领域的预算。如美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爆发前就在裁减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职位，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很大的改变。人类食物中肉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果蔬类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又让人类越来越不需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所以与肥胖、高胆固醇血症相关的一系列慢性疾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

技术和文明的进步对人类精神状况非但没有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还提升了精神疾患的发生率。我国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和焦虑症正在变得非常普遍。而且我国还不是全球精神疾病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和恶性肿瘤患病率都比发展中国家要高。

早在2000多年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便将“病”列为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之一，若从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佛陀所列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炽盛”这四苦，大多属于精神疾患带来的苦。目前，只有约10%的精神疾病能诊断出明确的病因，90%的精神疾患尚找不出明确的病因。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将健康列为首要关注点的时代了，疾病的预防其实要从娃娃抓起，因为有很多疾病都是从生活习惯发展而来的。比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以及部分癌症就与饮食和运动习惯有关，而人类的饮食和运动习惯，一旦在幼年定型，便终生难改。很多精神疾病也与儿童幼年期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有关。

我们需要唤醒全民的健康意识，以降低慢性病患病率，减轻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志之士在这方面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