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代医圣张仲景，需要以他的同时代人作为参照。张仲景的生卒年份虽然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建安时代的一位医生。

在建安纪年之初，张仲景即已行医。关于这一点，一者有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为证，张仲景在序言中提及建安年间的瘟疫导致其家族成员大量伤亡，仲景颇有所感，故发奋研究医学以济世活人；二者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为证，《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记载过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首的王仲宣诊病的事迹，所以仲景与王仲宣是同时代人。

皇甫谧生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卒于公元282年。他对建安时代的事情有所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他为神化张仲景的医术，有夸大其词的言语。这或许是当时医林中以讹传讹，传到皇甫谧的耳朵中，以至于皇甫谧也相信张仲景提前预测到王仲宣四十岁后当“眉落而死”的传说。

我在前几天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过，王仲宣并非“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这不但有正史的记载，还有和王仲宣交往频密的同时代文人曹丕等人的文章为证，所以王仲宣“眉落而死”的传说肯定是错误的。王仲宣体弱多病，张仲景给他看过病或许确有其事，但是张仲景预料王仲宣“眉落而死”，之后果然应验这样的奇迹不存在。

张仲景的医术传人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王叔和约生于建安十五年。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时，对张仲景的称呼是“师”。从张仲景和王叔和的生卒年代来看，王叔和师从过张仲景的可能性很大。《伤寒论》的部分文字出自张仲景之手，部分文字出自王叔和之手。

因为缺乏正史的记载，同时代人的文章和笔记中也没有记载张仲景具体的生卒年份，所以张仲景的真实生卒年份很难搞清楚。但是在建安时代，张仲景已经在行医，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提到建安时代，很多人或许不熟悉，但是提到三国时期，则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建安时代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国时期，张仲景是与曹操、曹丕、刘备、诸葛亮等人同时代人。

建安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

当时的瘟疫流行到了什么程度呢？张仲景说他自己的家族中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因为瘟疫而死了三分之二。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下子因为瘟疫死了五个（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说死了四个，乃统计错误）：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而阮瑀（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的父亲）死于公元212年，孔融死于公元208年。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把当时还活着的建安七子一网打尽了，可见其惨烈程度！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是军阀割据，三国混战的时期，瘟疫加上战乱和饥荒，导致当时很多地方的人口已经死绝了。

所以建安年间的文人写出来的诗词歌赋，都有一种慷慨悲凉的味道，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风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汉代的政府是“士人政府”，或曰“读书人的政府”。在东汉时期，我国实际上已经废除了除皇室之外的封建世袭制，实行孝廉察举制。东汉时期，满二十万户的郡国每年都得举荐一个孝廉，中央对各郡国举荐的孝廉进行一番考试后，再行委任。所以当时的读书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理想。

人间悲剧如此深重，建安时期的士子写出来的诗词歌赋就很难不充满了悲凉的味道，唐代杜甫诗歌的格调，就是源自于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当然，这些诗词歌赋如果出现在我们当下，很容易被当作所谓的负能量，遭到网友谩骂。不过历史对建安风骨有很高的评价，公正的历史评价需要很多年才会出现，因为政治影响总是难以避免的。

建安时期的文人，包括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的文章，都充满了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曹氏父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在那种时代背景下，也不能不有所触动。

曹操在《蒿里行》中这样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场面可以说惨绝人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念及故人，也是悲凉凄惨：“闻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故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曹操位极人臣，曹丕更是称帝了的人，他们所历所闻所见，也令他们无比伤感。曹植这个在政治上失势的陈留王，笔底下则是更加的惆怅伤感。其余士子的诗词歌赋，也是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王粲（字仲宣）在《七哀诗》中这样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后人认为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源自王粲《七哀诗》。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摧肝断肠，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虽然后人说张仲景曾经被举孝廉，当过长沙太守这样的事情并不可靠，但是从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和内文来看，张仲景本人的文学修养很高。张仲景的文章写得文采斐然，荡气回肠，也颇有建安风骨的味道。如果张仲景不是一名医生，而是一位文人，其文学造诣当不输给“建安七子”。

我们可以看看张仲景为伤寒论写的序言：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憃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能写出这样一篇序言的张仲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绝不是底层人士。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虽然汉代的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比较公正，不再是权贵世袭制，但是因为当时的教育成本很高，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读书人大多数还是出自世家。张仲景要达到这么高的文学造诣，也要接受成本很高的基础教育，所以张仲景的家境不会太差。

张仲景的文才在《伤寒论》内文中也多有体现，如桂枝汤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姑且不论其指导临床实践的价值，这样的文字的文学价值就很高。

所以张仲景和建安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潜意识。只是曹操和曹丕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而王粲和陈琳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想是通过依附曹操和曹丕这样的当权派来实现的。而张仲景的理想，则要靠医学来实现。

当其时也，医生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因为瘟疫一再流行，有限的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所以医生看病非常匆忙。张仲景批评时医看病潦草，“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种看病潦草的现象，今天依然普遍得很。只是可能不像仲景所感叹的那样，是医生单方面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病人太多，医疗资源紧缺导致的。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奋发图强，学医救世。从《伤寒论》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一种证和另一种证，仅仅有细微的差别，张仲景便会把它指出来，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这只有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够做到。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伤寒论》的字里行间看出当时的医疗水平很差，医生们治病缺乏正确的用方和用药指南，以至于常常出现“本太阳病，医反下之”这样的误诊和误治，出现了很多的医疗事故。很多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这令张仲景痛心疾首，故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写下了《伤寒论》这样的医学名著。希望后世的读者阅读后，“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这种济世活人的伟大情怀，正是在酝酿出建安风骨的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张仲景所批评的“当今居世之士”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真的像仲景所说的那样“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只不过他们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有着和仲景相同的理想，试图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已。

但现实之残酷，远非人力所能改变。中国历朝历代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过后，都会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统治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政风无一例外的会转向严酷。汉代如此，元代如此，明代亦如此。

故在“建安风骨”后，中国的士子们又开始进入“魏晋玄风”时代，出现了阮籍、嵇康、刘伶这样的避世之“竹林七贤”式的隐士，避谈政治，一心研究性命之学。阮籍等人算是张仲景的子侄辈，因阮籍的父亲阮瑀和张仲景是同辈人。张仲景也可以说是开“魏晋玄风”之先河者，张仲景与其后的皇甫谧和王叔和等人，都是避谈政治，专门研究医学以求救世活人的人。竹林七贤的嵇康也喜欢大谈特谈养生论。

如果我们试图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张仲景，便会对仲景的《伤寒论》有更深一层的认知。亦会理解仲景为什么对医学领域的保守力量如此痛心疾首，创造性的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医六经辨证体系。后人视仲景为医中之圣者，仲景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