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郊租下了一块菜地，挖地，播种，浇水，开垦小菜园，一周多后，小菜园终于有了点菜园样子。菜秧欣欣向荣的生长着，韭菜已经割了几茬，吃进肚子里了，再过一二十天，生菜和油菜也可以上桌了。

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种菜不是一件难事。但二十来年没种，多少有些生疏。好在旁边种了几年菜地的“邻居”们很热情，经他们指点几次后，这荒废多年的农艺算是捡回来了。只是这头次种下的菜地，多多少少有些不齐整。好在蔬菜们不挑剔，也不在乎我把它们种得齐整不齐整，只要有阳光，有空气和水，它们就长得很欢实。

《三国演义》中，刘备落魄时归附曹操，也曾在许昌府邸的后院种菜，据说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被曹操所忌。曹操终究还是慧眼识人，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这样的话，吓了刘备一大跳，生怕曹操宰了他，以绝后患。刘备吓得把杯子都掉到地上了，恰好一个雷打来，刘备借机解释自己连打雷都怕，纯属孬种，不是什么英雄，扯谎了事。

我种菜就是种菜，不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为谁所忌。没有人忌惮卑微的我，我热爱的是田园生活，亲近了大地，就会倍感踏实。种下了菜苗，就盼望着早点儿丰收。

大地不言，万物蕃秀。人类以人为中心，狭隘的心胸难以和宽广的大地相比，更难和浩瀚无垠的宇宙相比。亲近大地，或可以少沾染点人类的不良习气，不必在蝇营狗苟中，很不真实的活着。自给自足而又恬淡寡欲的人，有底气不为五斗米向任何人折腰——不管他是权贵还是平民。

谁都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可惜的是，人们总自以为了不起，在人间制造了太多的身份和地位的识别符号。硬是把简简单单的人类社会，搞得无比复杂。把我们这本应轻松愉悦的生命，也折腾得乱七八糟。

季羡林老先生晚年的时候，返璞归真，力辞社会各界戴在他头上的种种高帽子。季老几乎每年寿辰都写一篇文章，大概是在季老九十多岁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力辞各种头衔后，无帽一身轻，身心愉悦。

我把季老写的《牛棚杂忆》读了好几遍，每次读完后都会对人性和社会认识更深刻一点。我非常欣赏季老在历尽风波后的那种淡然的心境，这心境是碰了很多次的壁，撞了很多次的南墙后磨练出来的。季老之避虚名虚利唯恐不及的态度，令我很钦佩。

无独有偶，流沙河老先生写《庄子现代版》的时候，心境也和季老很相似。我在高中时代读过他写的《庄子现代版》后，就一直爱不释手，也是反复读了很多遍。流沙河心境也很淡定超然，文笔诙谐幽默，汪洋恣肆，和庄子本人很像。

由经历了文革风波后的他来写《庄子现代版》，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读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想起大慧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流沙河和庄子，到底是谁来为谁作注释，我傻傻分不清。

我没有二老那么有才华，但是也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今马马虎虎也算得上是淡定超然了。总算是把人生的虚名虚利看透了，也放下了，知道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读书和种菜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令我其乐无穷。

四十岁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吃了四十年的饭，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后，有好多东西是可以看明白的，对是非之地的辨识能力也是已经足够了的。我不必辨明是非，辨明是非之地就行了。是非很难辨明，有时需要好几代人才能辨得清是非，但是是非之地却不那么难辨识。在绝大多数时候，踏足是非之地都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

如果说四十岁之前的人生是感性大于理性的话，那么四十岁之后的人生就应该是理性大于感性。年过四十，要有控制自己涉足那些于人于己都毫无益处的是非之地的定力，不要再为外界所左右。

一块菜地，几十平米而已，得之不难。播下种子，顺应天时，就自有收获，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百年人生，也是如白驹过隙，寡欲少求，甘于平凡，默默无闻的耕耘，或有收获，或无收获，浑不在意，何累之有？

放下了心中的执着，也就无事可值愁与忧了。任这外界如何波涛诡谲，“我”只默然而行，几十年后，这世界不会再有“我”这个过客的影子。在宇宙无穷无尽的时空长河中，“我”就更加的微不足道了。

杜甫有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与河也有“俱灭”的时候，混沌自在的宇宙，又何曾把江河的生灭当回事过呢？

人因有我而苦，苦而不自知。若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进入无我的状态，不把自我太当回事，谦卑一点，顺应自然，少点强求，也就没那么多的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