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3日，原中山六院副院长，著名的结直肠癌专家王磊教授，因患胰腺癌治疗无效去世，享年50岁。像他一样，既是抗癌名医，又是癌症患者的医生，还有福建的潘明继教授、浙江的何任教授、北京名医孔嗣伯教授、上海的张镜人教授等。

这些罹患癌症的抗癌名医中，有的抗癌成功，如潘明继教授和何任教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自己，都得享高龄，尤其是何任教授，患癌几十年，九十多岁才去世。也有的抗癌失败，如王磊教授和孔嗣伯教授等，均生存期较短。王磊教授是用西医治疗自己，孔嗣伯教授患肺癌后，用中医治疗了自己三年，最终都抗癌失败，为癌症夺去生命。

抗癌名医与自己所患的癌症抗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充分的说明了癌症很难对付，同时也证明了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哪个抗癌名医不想治好自己呢？他们的医学专业知识丰富，但是照样帮助不了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罹患癌症，我同样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自己治疗出好效果来。

经常有患者问我，我有没有把握控制住他们的癌症的发展，我都尽量在如实回答与照顾他们的心理之间，选择一个比较“滑头”的回答。

从心底里说，我希望如实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把握，但是为了不摧毁他们已经很脆弱的内心，我会告诉他们还有希望——实际上也确实有部分患者是有希望的。而那些有希望的患者之所以治疗见好，一半的确与医生的医术有关系，另一半更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

韩国有个名医说过一句话，拯救病人的是上帝，医生只是在病人和上帝之间搭建了一座桥。医生对病人治疗有效，既是医生的运气，也是病人的运气，医生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是不妥的。

抗癌的医生死于癌症，我非常理解。可能不止在中国，在全球各地，医生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抗癌的医生尤其如此。直面生死时，紧绷的神经，高强度的工作，因不被部分患者和患属理解和体谅时需要提高的警惕，都能让人身心透支。

我十多年没有发作的哮喘，在近两年频频有发作的迹象，尤其是近来，越来越明显。如果我能充分的休息几天，症状就会大幅减轻。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时我能否好好的休息，完全不由我自己决定。那么多的长期维护着的患者们，将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想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尽可能调整自己的作息规律。我因此也不得不设置必要的门槛，削减自己的工作量。

我相信王磊教授之所以这么年轻就得了胰腺癌，并早早离世，与他生前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是不无关系的。

近期我把我的父亲接到我身边来生活了，因为我们村子里现在越来越冷清了，老人一个人生活在那里，非常的孤独。他在我身边生活，同样很孤独，为了让他不那么孤独，我抽出了一些时间陪伴他，带他出去散步，为他设计他的老年生活。

我的父亲有老年性的便秘问题，我一面通过调整饮食和适度用药解决他的老年性便秘的问题（顺便一提，我觉得老人的便秘通过补充益生菌、酵母菌、维生素等，效果比吃药好多了），一面在精神上宽慰他。

这些占用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是无意间也舒缓了我的工作压力。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一个已经走了，一个已经老了，陪伴父亲，既是情感上的需求，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而父亲为了让我节劳养生，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免遭伤害，经常跑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着我工作，提醒我休息。

很多医生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为社会服务的。而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可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所谓的医不自治的背后，恰恰是医疗不确定性透露出的职业尴尬。

抗癌名医自己的癌症问题，自己解决不了，也反映了医生们即便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再大的名气，见识也很有限。

潘明继教授和何任教授之所以能抗癌成功，固然与他们的运气有关，也与他们对中西医的深入的了解有关。现在有很多抗癌名医，仅仅就了解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个很小的领域。所以，虽然他们是名医，但是一旦患了癌症，他们自己也为自己制定不了合理的综合的抗癌方案，不能为自己争取更长的生存期。

有鉴于此，患者们实在没有必要把某一个名医的话太当回事。作为患者，为自己制定综合的抗癌计划时，可以学习老祖宗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态度，广泛的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不必唯某名医是从。多数学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都只是精通某一个领域的医疗技工而已。一个理性的患者或者患属，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认为理性的求医问诊者的态度就是把医生的意见当作参考，即便他们名满天下，也没必要只听一个医生的意见。凡是迷信某个特定的医生者，都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危险，也都有因为自己的迷信而送命的危险。

这同时也提醒我自己，要保持必要的谦逊，不要学了一点皮毛，就目空一切的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不知道的，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