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俗谚有“药若对症一口汤”这样的说法，很多中医书籍中也常有“覆杯而愈”、“效如桴鼓”这样的关于中药疗效的描述。

“覆杯而愈”是形容药喝完了，把喝药用的杯子洗干净，扣放在几案上，病就好了。“效如桴鼓”是形容药的疗效就像击鼓一样，一击就响。

从这些俗谚和成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从来都不是慢郎中。只是如今社会大众对中医的误解很深，大家总是习惯的说，中药是调理的，中药的疗效来得慢一些。

我常常为这种说法深感惋惜，我从小到大都喜欢追求高效率。我之所以喜欢中医，是因为中医比西医见效快，而不是中医比西医见效慢。

小时候我见到我父亲给人治疗喉蛾，几滴药从鼻孔滴入，顺着鼻子流入喉咙，病人睡一觉醒来就好了。因为习以为常，那时不觉得这有多了不起。但是后来目睹了西医用抗生素治疗类似疾病，最快也得一周，病人还经常会有生命危险，这才领略到这种民间疗法的了不起之处。

我也见过我父亲给人治疗感染性的无名肿毒，他将一种草根锤碎，与糯米饭和鸡蛋白混合在一起，外敷在患处，只一夜功夫便消肿了。同样因为习以为常了，我不觉得这种疗法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长大后看到医院里治疗类似疾病，从来没有这么快的疗效过，才深深折服。

我年轻时学的理工科，数理化还学得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满分。多多少少也看了一些西医方面的书，心中不免对我父亲的那点小把戏看不起，觉得这种乡下的民间疗法，很上不了台面，对解剖和病理一窍不通，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简直就是胡闹。

直到我自己二十来岁时，为顽固的哮喘所折磨，四处求医问诊，把京城各大院士级别的名医都看了个遍，也没有见好。最后自己钻研中西医，自己尝试各种办法，把自己治好了，才打破了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始信我们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数百万年，积累下来的很多经验是很有价值的。

即如我们今天所吃的大多数食物，其实都是祖先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后，才确定下来的一样。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不但要与严寒酷暑和饥渴斗争，也要与疾病对抗和斗争。这种与疾病对抗和斗争的经验，和祖先寻找食物的经验一样，既可靠又宝贵。

中医中的治疗经验，绝大多数都是从这种斗争中直接获得的，所以其有效性毋庸置疑。

我父亲常常对我说，三付药无效，就是再吃一百付药也是无效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医开出的处方，如果病人吃完了三付药，还见不到效果的话，那么再吃一百付同样的药，也是无效的。家父这句话，正是强调中医见效要快，慢了，就是开错药了。

当然，这句话说得稍微有些绝对。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脑梗后遗症患者，给病人开了七付药，告诉病人家属也就吃三五天的药应该就会有一些改善，患者吃药五天后，患者外甥告诉我，一点改善也没有。

于是我让患者停药。再过几天，患者的外甥女——一个西医内科医生联系我，问我为什么停了患者的药。她说患者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原来动作不便利的腿，便利了很多。原来患者吃五天药后，没有听我的医嘱停药。因为他买了七付药，还有两付没吃完，老人惜物，觉得扔掉可惜，就接着吃了。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所以对一些重大疾病，要想三付药就能见到明显的疗效，也有点操之过急。但是对于大多数常见病来说，中药是应该在两三天就可以看出疗效来的，倘若不能看出疗效，说明医生用药思路不太对。

那么中医是如何保证如此之快的疗效？其实说到根本上，只有四个字：对症用药，或者叫对症下药。

民间疗法之所以有如此迅速且可靠的疗效，是因为部分掌握了一些独特的民间疗法的土郎中，对某些疾病有很强的对症用药的能力。

对症下药这样的话，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某些场合脱口而出过，只是遗憾的是，这种直白而又简单有效的用药原则，在中医发展的过程中，渐渐的被各种玄幻的理论代替了。

对症下药可以说是最符合循证医学精神的用药原则，从这句口头禅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大家都是力求用药的精准性和疗效的可靠性的。

我相信很多从中医院校科班出身或者自学中医者，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开出的方剂的疗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追求高有效率不仅仅只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愿，也是医者的心愿。

但是历代中药学（或者按照传统叫本草学）著作中，很少有鲜明而又精确的介绍药物可以缓解什么症状的记载，大多数文献对药物的功效和性能的描述，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在临床选药治疗疾病时，很容易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选药。

清代有个温病名家吴又可说了一句话，他说一病必有一药，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所有疾病的药而已。他的这句话非常的中肯，人类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精确有效”的治愈疾病。

金元时期的李东垣，痛失慈母后，深感当时的医疗界过度的陷在玄幻的理论之中，难以自拔，而临床有效率又太低，所以自己教徒弟的时候，首先给徒弟打下深厚的药物学基础，再教其他。

日本人学中医比较实事求是，他们特别重视药物功效的学习，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汉方医学宗师吉益东洞写了一本书，叫《药征》。这本书就是从中国历代的中医药书籍中，总结归纳各个药的临床功效而写成的。

传统中医用四气五味和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来描述中药的性能。

所谓四气，又叫四性，是指中药的“寒、热、温、凉”等四种特性，四性归根结底，其实只有寒热两性，寒性药可以治疗热性病，凉属于寒之次。热性药可以治疗寒性病，温为热之次。这主要是因应中医基础理论中的病分寒热两种的理论，治寒以热，治热以寒。

五味则是指药具有五种味：辛、甘、酸、苦、咸。当然实际上多数本草书中还有淡和涩等味，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七种味。只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的理念太根深蒂固了，所以五这个数字，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把药的味分为五种，是为了能与五行理论对应。

最初，先民可能是发现如乌梅之类的酸性药有收涩止泻的作用，甘草之类的甜味药有缓解急迫疼痛的作用，所以认为各种药味道不同，效用不一样，并试图从中总结出规律来。

后来，五味的理论形成后，五味就不再局限于药物真正的味道，而是根据药物的功效，去确定药物的“味”。

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五味的效用分别如下：

辛味有发散、行气和活血的作用。如解表药荆芥、薄荷，理气药香附和活血化瘀药川芎等，均属于辛味。辛味药大多耗气伤津，所以气血津亏者应该慎用或者与有补益气血作用的中药同用。

甘味有补虚、和中、缓急的作用，如治疗虚证的黄芪、熟地、核桃仁、枸杞子，治疗痉挛性疼痛的甘草、饴糖等，均属于甘味。某些甘味药还有解毒作用，如甘草和蜂蜜等。甘味药因为较为滋腻，所以有碍消化，中医认为甘味药滋腻碍膈，所以消化不良的患者慎用。

酸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可以治疗自汗盗汗、遗精滑精、久泻久利，另外也能生津、驱蛔。如五味子、乌梅、山茱萸等均属酸味。传统中医认为酸味药有收敛邪气的作用，所以邪气未尽者当慎用。如五味子可止咳，但是表邪未尽，就用五味子止咳的话，就是误治，要先解表邪。

苦味药具有通下泄热和坚阴燥湿的作用，如苦味的大黄可以泻热通便，杏仁可以降泄肺气，栀子、黄连、黄芩等能清热泻火等。而黄柏和苦参等苦味药，又有燥湿止泄的功效。苦味药大多伤津伐胃，所以津液亏虚或者脾胃虚弱的患者，是不宜大量使用苦味药的。

咸味有软坚散结、泻下通便的作用，如治疗各种良恶性肿块的海藻、昆布、牡蛎、鳖甲等，均属咸味。治疗热结便秘的芒硝，也属咸味。很多咸味药含盐量高，高血压动脉硬化者应该慎用。

涩味药和酸味药相似，均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所以很多本草学著作将涩味药归于酸味同一类。涩味药中的龙骨可以治疗中医所说的滑脱诸证，赤石脂可以治疗久泻脱肛，乌贼骨可以治疗妇女崩漏带下等病。涩味药与酸味药均有敛邪的作用，所以邪气未尽者慎用。

淡味药具有渗湿利水的作用，所以治疗水肿等病的茯苓、猪苓等均属淡味药。久用淡味药容易伤津液，所以阴虚津液亏虚者应该慎用或者配合滋阴药同用。

两宋和金元时期，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很多芳香类药物，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味，就是芳香味。芳香味药具有消散行气、化湿、辟邪、开窍、醒脾等作用。所以芳香药与辛味药的功效近似，副作用也近似，也是耗气伤津之品，气虚津液亏虚者慎用。

按照中医的阴阳学说，辛、甘、淡味属阳，酸、苦、咸味属阴。

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在人体的作用趋向，这种趋向与所患疾病的病势趋向相反，与所治疗的疾病的病位相同。也是古人力图精准的描述药物的作用的概念之一。

升降浮沉的确定主要是依据药物的质地轻重、药物气味、药物的性味和药物的效用来分。

轻清者升，重浊者降；气味厚者降，气味淡薄者升；温热、味辛甘者多属升浮药，性寒凉，味酸苦咸者多属沉降药；能够改善病势向下向内的病情者，属升浮药，相反能够改善病势向上向外者多属沉浮药。

归经理论则是进一步试图将药物对人体的作用部位精确化，归经理论需要结合中医的脏象学说理解。如归心经的药，大多能缓解心经疾病出现的神志不宁等症状。归肾经的药，也大多能缓解肾经疾病出现的大小便不利等症状。

但是正如清代名医徐灵胎所言，药物入了胃，通过血液跑遍全身，一定要说某药归于某经，只能治疗某经的疾病，纯属胡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些药确实对人体的某些部位有效性更强。所以归经理论，只能作参考，不可拘泥。

此外，传统医学还观察到药物对人体存在毒性，所以又根据药物对人体是否有毒，将药物分为有毒和无毒两大类。在有毒药物中，又根据药物毒性的强弱，将药物分为大毒、中毒和小毒等类。

这些作为中医的药学知识的一些基础性的概念，大多是来自于一些直观的经验，熟悉这些基本概念，有助于我们在用药时，更准确的判断某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但是从古至今的中医本草学中，药学的核心都是药物的功效，即某种药可以缓解或者消除患者的某种症状。如蔓荆子可治头痛，茵陈可治疗黄疸，茯苓有利尿消肿之功，人参有大补元气，使身体虚弱的患者强壮起来之效等。

传统中医对药物的性能和疗效的描述，可以说非常的不科学，有一些几乎纯属作者的主观臆测。但是古人用药时，也想寻找出一些具有指导性作用的用药原则，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些归纳，这种归纳不科学却又有很强的实用性。

我们学习中医药，如果沉湎在这种理论中不能自拔，就很容易像练功走火入魔一样，走向不切实际的空谈和玄谈。但是要想完全的脱离这些理论体系，又不现实。

实际上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很多中药的药理作用，和传统中医药的中药的功效是不一致的。按照现代药理学研究的药理作用去用药，往往没有按照传统中医总结的用药规律用药准确。这或许是因为某些药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一种药存在很多种分子，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它的全部功效。

在目前，甚至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中医总结出的药物的功效，都是我们临床用药时应该尊重和参照的标准。

至于传统中医总结的药物的性能和功效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可以肯定是有，而且是存在大量的应该改进的地方。

我们不能总让中医如此模糊下去，学习中医治病，降低用药的误差，务求精准用药，务求疗效确切，是每一个中医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在本书中，将会围绕肿瘤这种疾病的特点，选择可以缓解肿瘤患者的各种症状的药，逐一介绍这些药的功效。

至于描述用语，则务求精确，凡是古书中记载的的模棱两可的，让人费解的描述，一律不予采用。至于古人常常强调的“医者意也”的臆测性的描述，则也一概抛弃不用。

忆念先慈在世时，我几乎把能买到的关于肿瘤类疾病的所有的中西医类著作都买到了，试图从中寻找到解决我的母亲的问题的办法。

无奈的是，多数中医专家出版的专著，均缺乏精确性，读书越多，越是莫衷一是。很多医生选方用药时，多数都是靠主观臆测而非客观的“对症下药”，疗效自然是不好。

按图索骥，我也曾根据这些著作的著者所擅长的领域，去找他们治病，疗效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往往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

我今虽理解医疗存在不确定性，体谅为医之难，但是也痛惜古今医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作风，阻碍了医学的进步。

故拙著当力避此弊，笔者将努力使读者看得明白，选方用药时，用得清楚。苟能如愿，则我又何敢因辛劳而不去完成此书？愿我此生，能在这条路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