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9日中午，我看完当天预约的病人后，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袭击了我，这种疼痛像刀绞一样的难受，而且疼痛程度迅速加强。

我痛得冷汗直冒，人已经站立不起来了。趴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作为一个学医人，疼痛让我失去了判断力，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我有点儿怀疑会不会是急性胰腺炎，或者胆囊炎，会不会危及生命。

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求助，但是他们去公园散步，把手机放在家里了。我只好静观其变，半个小时后，疼痛加剧到我完全无法忍受的程度。

我是曾经未用麻醉药，就敢在自己手上做手术处理腱鞘囊肿的，一种疼痛如果连我都受不了，那是真的痛到了极点。

我的患者中有个年近八旬的西医老大夫，当时我们在微信上联系，他和我一起想办法缓解我的疼痛，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都失败了。

我大量的喝水，排便后疼痛略有缓解，但是还是痛得很，自己赶紧忍着疼痛直奔最近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离我最近的医院还真只有三级甲等医院。

但是当时我身上没有现金，也没有银行卡，钱包里倒是有医保卡，手机上微信和支付宝里都有钱。不过这是一家部队医院，居然只收现金或银行卡付款。

我试着向旁边的其他就诊的病人求助，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一百块钱现金，我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给他们，让我先挂上号，做个检查，看看自己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但是医院里的信号很不好，微信和支付宝转不了帐。结果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倒在地上，十分无助。

那种绞痛越来越剧烈，那一会儿我感觉到这应该是肾绞痛。我挣扎着找了条长凳去躺着，医院里保安走过来，告诉我这里不允许躺着。

我被剧痛折磨得几乎要在地上打滚，结果连号都挂不了。那一刻我极度恐慌，家人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我在急诊挂号处，向挂号的小护士求助，希望她帮我挂上号，挂号费我用微信转账给她。

小护士答应了，出示了收款二维码，结果我扫不上。小护士面露难色，迟迟不给我挂号，看得出她有点挣扎，也许想帮我，但是又担心损失了十块钱。

我忍着疼痛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翻来覆去的找，结果找出来了二十块钱。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靠着这十块钱我挂上号了。

去急诊外科看了一下，外科医生跟我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也觉得可能是肾绞痛，他认为可能是肾结石引起的。开了张B超单子，让我去二楼做B超。

我痛得走出就诊外科诊室的门，就瘫坐在地上。B超检查的钱，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会儿真是感觉自己快痛死了，但是因为疼痛的部位越来越明确了，疼痛的原因大致也能猜出来了，所以心中安静下来了。

我瘫坐在外科急诊室门口，无计可施，微信给家人的留言，没有任何回音，只好平息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屁股坐在地上，头趴在医院里的凳子上，静等家人送钱来。

二十多分钟后，我父亲和老婆终于双双赶到医院，并在急诊处找到了我。交了钱，做了B超和尿检，发现肾积水严重。

B超做完，查出是肾积水后，找到病因了，我就不慌了。一面让老婆去我自己的书房里找猪苓汤颗粒，去外面药店买三金片，一面和父亲一起等尿检结果出来。

顺便一提，泌尿系统结石会引起严重的肾积水，结石本身带来的一般是中轻度疼痛，真正的剧烈的绞痛，基本上都是肾积水引起的肾绞痛，肾绞痛是非常剧烈的一种疼痛。

很多医院用杜冷丁来止痛。其实更有效的措施是大量喝水，并服用利尿剂。我之所以让我老婆去买三金片，去拿猪苓汤颗粒，是因为这两个都是利湿通淋之药，有助于排尿。只要大量的小便后，肾绞痛会立即缓解乃至完全消失。

那会儿我躺在候诊凳子上，医院保安又来说这里的凳子不能躺，我父亲看着我那么难受，几乎是咆哮着对保安吼叫起来了。保安吓住了，再也不敢吭声了。

尿检结果出来后，有潜血。父亲扶着我进了外科急诊室，医生看了两项结果后，对我们说了声：“肾结石，我们医院已下班（当时过了下午五点），治疗肾结石的医生不在了，你要到附近的xx医院或xx医院去就诊，那里有24小时的碎石中心。”

父亲对医生说：“那能不能先缓解一下我儿子的疼痛。”医生表示他没有这个能力，让我们赶紧打车去他说的两家医院中的任意一家。

我老婆当时拿着药过来了，同时带来了一升的白开水，我服药后，大量的喝水。这两种利尿药的效果很好，不一会儿我就开始能通畅的小便了。在医院的厕所里小便了两三次后，肾绞痛缓解了很多。

然后我们坐在医院，等着更多的小便排出来。基本上几分钟就去一次厕所，每次都有大量的小便排出。这样排了七八次小便后，肾绞痛完全缓解。腰部只有轻微的叩击痛。

疼痛缓解后，我恢复了冷静。既然可以判断是泌尿系统结石，那就不用慌了，不用去碎石中心，我自己也能处理。大量喝水，适度服用利尿药，加上多作弹跳运动，可以排出结石来。

因为我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各犯过一次肾结石，全部是这样自然排出的。二十年前我靠打篮球排出的，十年前我是坐了一夜的火车，颠簸出来的。

所以我们回家了，此后我就在家里服药喝水和做运动来治疗。那次的剧烈疼痛之后，虽然又有几次中度的隐痛，但是再也没有那次那么严重过。

因为知道了病因，后面只要一有疼痛的苗头，我就立即加一倍的量服用三金片和猪苓汤，小便很快就通畅了。所以再也没有发作过中度以上的疼痛。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尽的描述这次就诊经历呢？

我在北京，中国的首都，就诊的是一家部队的三级甲等医院，硬件设施没得挑剔的。但是，就我个人的这次就诊的感受来说，真是非常的不好。

也许在发达国家，一个像我这样的患者进入了医院，医护人员会马上推出一辆小车来，把我安顿在车上，推进诊室检查，迅速查出病因，并且帮我联系我的家属。

那样不但可以减缓我身体的痛苦，而且还能大大的慰籍我的心。当然，这种治疗的价格肯定也是高昂的，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可能还承受不起。

但是我那样痛苦的进医院后近一个多小时，医院保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的就诊者，未有一人主动出来帮助我一下。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的社会已经冷漠到这种程度，我们的医疗也已经冰冷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我感到很后怕，如果我当时不是肾绞痛，而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我可能就会在一个多小时内在医院的大厅里挣扎着死亡。

据我所知，北京的三级甲等医院门槛并不低，能进入这些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大都是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单就专业知识而言，都是很扎实的。

但是，在他们身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荡然无存。

我自己也是从医的，面对如此冰冷的医疗环境，我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怖。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或者得了重病，我不得不靠其他医护人员照顾的时候，而我的家人要把我托付给这样的一群医护人员，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有很多患者，恳求我长期的治疗他们，不肯去我推荐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权威医院。问他们为什么不肯去，回答一般是伴随着一声长叹后的一句：“你不知道现在在医院里看病有多难。”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脸发烧。曾经，医生是一个非常令人尊崇的群体。如今，医生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堪。

我们在呼吁改善医患关系，呼吁患者理解医生的辛苦时，是不是也应该切实的下些功夫，改变一下如今的医疗现状？

我这次就医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我拦着，我父亲可能要在医院里大吵大闹。因为那时候他情绪非常激动，我忍着痛劝父亲：“想想吧，您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是干这一行的，何必为难医护人员呢？”

离开医院时，我还对医生说了声谢谢，为父亲的态度向保安道了声歉，同时提醒他，今后尽量善待病人。

我母亲在北京的另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胃癌时，有一次我带她去复查，一天的时间，花掉了好几千块，账单送到病房时，我不在，我父母看到了。

我母亲对主治医生说了一句：“这才一天，一个复查而已，怎么花了那么多钱？”

主治医生反问我母亲：“你儿子交的钱不是还没用完吗？你着什么急？”

我的父母节俭了一辈子，因为这句话，大发雷霆，认为这主治医生说的话简直畜生不如。自此之后，我母亲宁死不肯再去医院复查，最后错过了最佳的发现复发的时间。

我带着她求医问诊时，吃尽了这种冷漠的医疗的苦头。因为我母亲对医院的反感，拒绝配合治疗，我不得不下跪求她好好配合医生治病。

这难忘的人生经历，使得我对患者有着深深的同情之心。我曾发誓，自己进入医疗系统后，要努力改变中国的医疗现状。

一转眼十余年，我自己成了一个在肿瘤患者群体有了点影响力的人，一群肿瘤患者要靠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医术，减轻痛苦，延长生存期。

从医十余年时间，饱尝辛酸，既理解了患者和患者家属，也理解了医生，知道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一个医生是多么的不容易。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中午，一个脑部肿瘤术后出现真菌感染，对西医治疗效果不太满意的病人家属联系我。

因为病情危重，治疗很可能会让患者家庭人财两空，我用一些谈话的技巧婉拒不成，直接告诉他们另请高明，家属仍然不死心，我又用价格壁垒婉拒她。

这可能是很多同仁们经常采用的委婉的拒绝自己不敢治疗或者不想治疗的病人的常用办法，每天我们可能都会干这种事情。

拒绝了这个患属后我去了我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开点药，一个年近五旬但看起来比我大三十岁左右的患者在我前面就诊，当然我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拉大了这个差距。

他的检查结果显示他有肺气肿，同时还高血压（高压220左右），心脏也有问题。

他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员，接诊我们的医生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很有悲悯之心。看着患者衣着寒酸，知道患者的经济条件不好，脸上露出同情与难受的表情。

这个女医生问患者是不是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患者说是。医生告诉患者，他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诊，而那些检查的费用很高，让他考虑一下，想想办法。

她给患者开了一些药，患者问这些药大概要多少钱，医生告诉他，二百多。患者掏出自己身上的钱，没有一张一百元的，加起来可能只有几十块，他表示二百多的药他吃不起。医生只好仅仅给他开了一些降压药。

患者显然意识不到自己很快就有心脑血管出现意外，卒然中风的风险，对医院里让他做了一些检查，花的钱较多，还不能给出明确的诊断，内心是不满的。

患者一个劲儿的对医生说，他只是胸痛，他只想解决这个问题。医生解释说，胸痛可能是心脏已经有瘀堵，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实际情况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患者无可奈何，只好拿了医生给开的那张单子要走。出于职业习惯，我忍不住在旁边对患者说，大便不要用力，以免发生卒中。准备向他交代一下如何预防卒中，以及他使用的阿司匹林会有什么副作用，出现副作用时该如何处理。

这是我自己在接诊患者时的惯常做法，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大夫完全没有交代，我也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就代她向患者交代了。

如果是我自己接诊这个患者的话，我还会详尽的向这个患者解释他的病因，和可能有哪些行为会给他带来重大的风险。

这个患者似乎听见了，又似乎不愿意听我呱噪。拿了处方单就走了。

下一个患者就是我自己，我是来开药的，所以很简单。

医生给我开药时我一直想着上个患者，很后悔当时没有掏出两百块钱送给他，让他去买药吃，这样起码可以降低他近期卒中或猝死的风险。

这要在十年前，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就帮了他。

十年前我母亲住院时，同病房的一个病人缺钱买血小板，我让在医院里工作的师兄把账记在我头上，我来支付她的治疗费用，立即给病人输血小板救命。

十年前我治疗的一个患者大出血，找我开方，出不起诊费，我免掉了她的诊费。过了一天问她血止住了没有，病人说在等待一个朋友还钱给她，她好去买药。我想都没想给她五百块让她先去买药。

这种热心肠的事情，十年前我经常是不假思索的做。但是现在居然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

医生给我开完处方后我赶紧赶出来去找那个患者，准备送给他二百块钱，毕竟，帮助他二百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损失，但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他。

显然，他不信任医生，连降压药都没拿就直接走了。如果他去拿了降压药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离开医院，他此刻应该还在收费处和西药房门口。

我走出医院时很惆怅和难受。

这一天里，第一个病人因病情危重我怕治疗而婉拒人家，这个病人我本可以帮他一点钱，我因可耻的麻木不仁而见死不救，这两个人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我现在变得不像以前那样热心肠？是因为见多了生死麻木了？还是因为从医后收入不如以前小气了？或是因为经历多了医疗纠纷害怕了？

我们选择了从医，选择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事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顾虑？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个人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

这些问题都在叩问着我自己的良知，使我心痛。我似乎正在淡忘自己从医的初衷，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渐渐麻木的人。

我甚至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想过要逃离医疗行业，换个轻松点的活儿干干。

我写了很多貌似很智慧的文章，但是再智慧的思考，其实都不能替代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一颗本来应该是人人都具备的赤子之心。

可见不忘初心是多么难，保持赤子之心更难。我为自己所谓的心智成熟，深感羞愧与内疚。

我曾一再告诫自己行医过程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忘了从医的本心。但是在实践中，我没有做到。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保护自我，无可厚非。

第一个患者是我治疗不了的，只能拒绝。第二个患者这样的情况是我每天都要碰到，一天之内可能会碰到很多个。我能怎么办？每一个都掏钱去帮助他们吗？我还要不要生存？

那患者离开时，那位面相慈悲的女医生，表情也很痛苦，我知道她内心也许和我一样，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帮助不了这样的患者。多数医生的收入，并不丰厚，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来。

医疗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幸福感，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在医疗中饱受伤害。

很多对这些问题缺乏深入了解的意见领袖们，非常喜欢用一些情绪化的文章，来恶化这样的医疗环境。

我的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这类文章。其中有部分作者，隐藏着自己的利益诉求，煽动读者的情绪。

现在如果不写点容易带动大家的情绪的东西，文章就很难一动就有10万以上的阅读量。

而很多作者，是要靠大量的阅读量生存的，所以他们不会想更多。要成功，头脑简单向前冲。

2012年，一个八十多岁的西医老专家，近乎恳求的对我说：“你要想办法从源头上去降低中国的癌症发病率，而不是埋头治病。要站出来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只是做一个医生。”

我一直记得他这句话，尽管一直以来我没准备好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过去，我以人微言轻来推脱这样的责任。

如今知道，其实即便是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如果切实的想做些事情出来，改善一下中国的医疗环境，降低一下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位老医生，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则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他大概的意思是，如今的医学教育模式，忽视人文素养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教育出了一批令人畏惧的医生们。我们自己老了，都不敢找自己的学生们治病。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生接受的本科教育五花八门，可能有学哲学的，也有学文学的，或者学化学的，在他们上医学院之前，他们的视野已经被打开，他们不仅仅只是医生。

哈佛医学院的阿图·葛文徳教授，因为写了大量的看起来与医学专业知识无关，但又确实对医疗行业很有启发的文章，而被评为当世的十大思想者之一。

日本的渡边淳一医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不是诺贝尔医学奖，而是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的托马斯医生，创导了一种新的医疗护理方法：他把鸡，鸭，鹦鹉，狗，医院职工的小孩们，带进了他负责的护理机构，结果处方药的用量降低了一半多，而疗效则直线上升。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不少多才多艺的医生。不过，更多的是，从医学院校毕业的，一板一眼的医生。恕我直言，我们的医生们绝大多数的思想非常贫瘠。

我前文所说的那个呼吁中国医疗教育重视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培养的老大夫，曾经号召医生们每个月读几本人文社科方面的书，提高自身的修养。

不过我相信，即便他德高望重，这种呼吁也已如石沉大海，应之者寥寥。我在现实中接触的很多医生，是宁可打会儿麻将，也不愿意看本书的。

我曾经在一家医院工作过，我的同事，一位主任医师，在看了我如此刻苦的阅读和写作后，深受感动。也回去翻出了她的书来读，她笑着说，那些书已经尘封了二十多年。

缺乏人文素养，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何以为医？又怎能改变这种陷入恶性循环的令人不满的医疗现状呢？

医患对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前不久，问题疫苗的报道出来了，我一直只看着，不想做任何评论。我自己就是疫苗接种的受害者，疫苗接种害了我一生，我对这落后的公共卫生事业，深感遗憾。

但是它虽落后，却又确实造福了很多人，很多过去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传染病，确实被遏制住了。

而且疫苗的接种，传染病的扑灭，牵涉到的方面太宽泛。

我在读阿图·葛文徳教授的著作时，看到他记录的他参与的一次扑灭灰脊髓炎的疫苗接种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并不是动动嘴皮就可以做好的。

所以我不打算就此发表任何偏激的，煽动公众情绪的言论。

而且，医疗环境恶劣跟整个社会环境恶劣有很大的关系。

黄仁宇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见闻。据他说当时在长沙街头，日军的战机轰炸后，一些长沙市民就在同胞的尸体边争抢日军炮弹炸下来的树枝，拿回家当柴烧。

黄先生参军入伍，亲身经历了战争后，进行了一些沉痛的反思，最后意识到整个民族的文明的进步，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再靠喊喊杀杀来解决问题，只能靠普及教育来解决问题，这可能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

我去年去日本，见街头的任何一辆车都自觉的礼让行人。从日本回北京的第一天，一个富二代开足马力开一辆跑车，差点把我和我儿子撞飞天。

今年暑期我回湖北，在武汉被人撞一次，在我老家黄冈被人撞一次。

在武汉东湖边散步时，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大牛奶瓶，差点砸中我，转头一看才知道是从一辆疾驰而过的小轿车中扔出，开车的人还颇为得意。

上次我在北京出一次急诊，天正下大雨，一辆小轿车也是疾驰而过，喷我一身泥水。急诊等不得，我不得不湿漉漉的去给病人做抢救性治疗。

这些小事让我知道，我们的大环境决定了医疗领域的这些令人心痛的现象的发生，实在是太平常了。

前段时间我儿子班的老师在召集志愿者去学校接待新生家长，问了很久没一个孩子肯去，因为这种活儿没有加分项。

我儿子最后觉得大家这样不积极，好尴尬，自己站出来报名去当志愿者了。

平时只要有加分的活动，他们同学都会挤破头去参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现状，一切都是如此的功利。

北京海淀一所重点初中的初一学生们，已经功利和自私到这种程度，让我感到十分悲哀，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一群十几岁的少年都没了赤子之心，可悲。

但是这里的家长们为他们的孩子能在这里上学感到很放心，因为升大学的概率会比较高。

我们想避免类似疫苗造假的事件的发生，在我儿子这一代可能还没有希望，因为我们这些未来的公民，巳经不可爱了。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这种现状都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在愤怒的追别人的责，却未曾反思自己的过错。

我们总不能总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靠某个伟大的人物出来，用个人主义来拯救整个世界吧？

我们自己自私自利，并且仍然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自私自利。整个社会都自私自利，法律、道德将形同虚设。

我理解孙中山和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努力去改变社会了。只是以我阅读历史的心得，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成功。

希望几代乃至十几代人后，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的合格的公民来。

或许到那时候，才不会大量的涌现出类似的恶心的事件来吧。

在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我们也很欠缺。

我今年读了大量的欧美日医生们的著作，每读完一本后都会引发一阵子的掩卷长叹。

我们的健康管理处于非常粗放的状态，我们医疗中的败笔简直令人不忍直视。

试举一例，在胃癌的常规治疗后，根除胃癌患者的幽门螺杆菌，已经成为医学界的共识，这可以降低胃癌的复发率，降低残胃炎的发生几率。

但我母亲在北京最好的肿瘤医院之一做的胃癌治疗，治疗后主治医师提都不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原因无他，因为他的医学知识更新得没那么快。

而我这些年接触的胃癌患者不计其数，我阅读他们的病历，没有一例有后续的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记录。

是因为消化内科达成的共识不被肿瘤科同仁们认可，还是因为肿瘤科医生们根本就没接受类似的医疗培训？不得而知。

再比如像我这样的胃癌患者的直系亲属，患胃癌的几率，远高于一般人群，但是在我们的医疗体系内，根本不可能有人来预防我患胃癌。假如不是我自己懂点，我就只能一点预防措施都不釆取。

再比如对长期使用PPI（质子泵抑制剂，奥米拉唑、兰索拉唑等抑制胃酸，治疗返流性疾病的药）的患者，PPI就是高风险的致癌物质，因为它们会诱发肠上皮化生，而肠上皮化生是消化道肿瘤的癌前病变，从肠化生到消化道肿瘤只有一步之遥。

但在中国，没有健康档案一说，长期滥用PPI已成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一部分癌症患者之所以得癌，全拜医生所赐，是医生把他们治成癌症患者的。这样的患者我接触好几个。

当然，这在发达国家可能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以前我看到一篇报道，大致的意思是调查显示，美国的肿瘤医生，有约一半的医生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合格。这个比例在中国当然更高，而且，美国的相关标准比我们这也要高。

谁来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也有人出来做医学科普。只是我们所谓的医学科普非常的急功近利，很多科普作者慷慨激昂的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我接触的某个医学科普小团体，几个医学博士通过医学科普吸引粉丝，卖各种高价进口抗癌产品，隐瞒其副作用，夸大疗效，每年创收过亿。

至于更有社会意义的预防医学知识的科普，他们没有时间来做。嗜利的同胞们之不可爱，由此可见一斑。

十年后我儿子成人，那时我的医学知识也更丰富。我或许会退出临床一线，专门做个耐心的预防医学科普作家，从源头上减少癌症的发生，总比治疗癌症，让患者倾家荡产更有社会意义。

当然，即便我还没有退出一线。但是在之前和在今后，我也会在工作之余开展这项工作。

王小波先生说，他从计算机行业改行当自由作家，是种反熵现象——投入的多，收获的少。

其实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有时候“反熵”那么一下子。如果人人都如此功利主义，结果是很令人难受的。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医疗还处在落后且野蛮的状态。我曾经是一家医院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是2016年的时候，我辞职不干了。辞职的理由是，自己的价值观与医院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我辞职的时候，我的同事对我说：“志远，我们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吧？”站在他的立场上，确实似乎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举。

但是我在医院里做的是院长的工作，了解的是全面的情况。我真的无法忍受自己所看到的，我们的医疗贪婪且冰冷的现实。那段时间我因为这种焦虑而患上了返流性食管炎。辞职后，不治而愈。

我出来之后，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不断的有医疗机构邀请我加盟。

有家投资了上亿元建成的医院的负责人跟我说：“您来，这医院一半是您的。”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对赚钱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

我知道，如果我应承了，我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医者，而他之所以看中我，也只不过是因为我在肿瘤患者中间的一点小小的影响力。他看中的是这背后的商业价值，我恰恰最不喜欢的就是用我个人的形象去为商业化医疗背书。

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年我拒绝了一二十起这样的邀请。我已经过了急功近利的年龄，我的人生也已经过了那种嗜钱如命的阶段。

我认识的一个皮肤科的老师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医疗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医疗不能赚快钱，赚快钱就要出问题。”

我很认可他所说的话。我在北京的这些年，结交了大量的医疗行业的同行，很多的医生对现在的医疗环境很不满，但是有心无力，改变不了多少。

但我们其实可以改变自己，对病人和善一些，耐心一些，多点关怀，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在工作之余，向社会大众进行真正有价值的医学科普，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积少成多，医疗环境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如果什么都不做，我想今后我们可能会看到黄仁宇先生当年在长沙街头经历的那一幕，在我们这个社会重演。

而每个中国人，也应该从反思自我的一言一行，来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自己如果不断作恶，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他人冰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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