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阿拉杜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学院精神病学及行为神经生物学系教授Charles V · Ford博士曾经写过一本书《Lies！Lies！Lies！The Psychology of Deceit》，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是《说谎：你所不知道的一切》（由高卓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行），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那一年，我正好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

那一年，我因为多种原因陷入谎言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22岁的我，因为贫困、高考不如意导致的失落陷入精神困境，到处撒谎，后来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又不得不说更多的谎。

最后这些谎言终于将我的信用值降到了负数。我的家人和大学里的老师、同学、女友都把我当作一个习惯性的说谎者。

而我自己也为此痛苦不堪，我总是希望能够从自己过去的生活圈子里逃脱出来，从此销声匿迹，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新环境，开始新的人生。或者自杀，彻底结束那痛苦。我甚至尝试过几次自杀，不过都没有成功。在死亡面前，年轻时的我是个懦夫（当然现在也未必多勇敢）。

拯救我的是我的哥哥。虽然他也为我满口谎言而深感头痛，但是手足情深，他把我带到身边，要求我改正过来。

那时他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北京做英文翻译工作。他用矫枉过正的方法来矫正我说谎的习惯，他要求我每说一句话都想一想，这是不是一句谎言。

当时，我恰好在书店里看到了《说谎：你所不知道的一切》这本书，就把它买下来好好的读一读了。同时买下来的还有陈鼓应教授的《悲剧哲学家尼采》和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异常痛苦的日子。我没有能力在社会上立足，没有钱，也没有脸面回到大学里继续读书。我选择了在国家图书馆里泡着，希望从书中学到一些智慧，帮助我自己，从这种令自己厌恶的状态中走出来。

我上大学时遇到的一个对我既同情又厌恶的老师，在自己的儿子青春期出现了与我差不多的状态后，老师向我道歉。老师对我说，当时各种烦恼缠身的我，让她们当老师的深感头痛，那时她觉得是我道德上出了问题，对我有不当的批评。但是后来她明白了，我那时候是有了心理疾病。我也为自己当时的一些行为向老师道歉，老师安慰我说，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

现在我四十岁了，回首往事，终于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年轻时的这段荒唐岁月。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由于饱受精神折磨，急需解脱。我全神贯注的读了很多心理学、精神病学、哲学与宗教类的书籍，自我进行了一场十分深刻的精神洗礼。我一度很想像卢梭写作《忏悔录》一样，写出一本自己的《忏悔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我现在因为深怕自己再次陷入谎言的陷阱，在与人交流时，很生硬，过度的较真和谨慎。

习惯性的说谎固然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但是正如尼采所言：“为了生活我们需要说谎。”一个完全不会说谎的人，除了离群索居，也别无选择。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没人能够忍受与惯于坦率直言的人生活在一起，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谁都不必如此。”

Charles V · Ford博士在其著作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的说：人人都说谎。

政治家、商人、学者、江湖骗子，乃至每个凡夫俗子，无一例外的说过谎。在生物界，伪装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大家经常在新闻中看到的那样，那些号称自己是“真语者、实语者”的宗教领袖，也经常性的说谎。Charles V · Ford博士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学习说谎与辨别谎言，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我有几年，严格的按照佛教的十戒来生活（戒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中间甚至有段时间连手机都不用了，结果，我身边的朋友只剩下了三个，其余人基本上都不再与我交往。

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不知道该如何说话，最后只能用沉默来代替语言，我觉得自己准备脱口而出的每一句话，只要认真想一想，都有可能属于两舌（搬弄是非）、恶口（说脏话恶言）、妄言（说假话）、绮语（说阿谀奉承的漂亮话），发表的各种意见中，也有可能夹杂着自己的嫉、恚、痴等情绪在内。为不犯错，我干脆不说话。

可想而知，和一个不说话的人呆在一起是一件多么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很理解那些离我而去的朋友们，虽然我不再愿意与你们来往，但是真心希望你们安好。久而久之，我渐渐的习惯了离群索居，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与人交际。

最后连仅剩下的那几个朋友，一年也就与我见个一两次面。我现在每年的社交活动控制在五次以内。除了接触患者和自己的亲人，我不再结交任何新的朋友。

一个人不用说谎也不用辨别谎言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即便无法完全做到不用说谎和辨别谎言，但是只要把生活中的出于己口和入于己耳的谎言过滤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也是十分舒适的了。为此而有所牺牲，我个人认为是值得的。

虽然我现在这种状态是我哥哥当年对我矫枉过正式的管教造成的，但是我一点也不怨恨他。因为我现在生活得挺好，而且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生活方式来。我感谢他启发我做了这种自我训练。

这样的自我训练持续的时间久了，现在即便到人群中去，我也能对谎言产生免疫力。这不是说我现在不说谎，老实讲，我还是会说谎，就像尼采所言，为了生活我们需要说谎。作为一个对谎言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我还特能鉴别谎言。

那些说自己从来不说谎的人，说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一个人只要到人群中去，多少还会说些谎话。有时不说谎话太伤害人。我是通过尽量避免交际，来避免谎言。

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跟他说过一句话：“真话不全说，不说假话。”

我一是不相信季老自己一辈子做到了这点，二是不相信李肇星外长能够做到这点，我相信他们最多也只能是尽量做到这点。

中国古人特别喜欢说的“出世间”和“脱离红尘”，用现代话来说，大概是指一个人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社会这个樊笼，错综复杂，尔虞我诈，谎言遍地，从中独立出来，真的不容易。

法国哲学家勒庞有一部经典著作《The crowd》（中译名《乌合之众》），专门研究群体心理学。

勒庞认为，人一旦进入群体之中，智商就直线下降，道德观也深受群体影响，情绪也极容易被群体左右。只有当一个人从群体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个体时，才有清醒的思考问题的可能，才有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可能。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实是因为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触动了我心，让我产生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冲动。我曾经受过佛陀影响，我虽然对他的理念没有全盘接受，但是确实认可他的很多理念。

不过遗憾的是，佛陀历代的追随者们不断的添油加醋的把佛陀美化到举世无双的地步，终于把毕生都在竭力反对造神运动的佛陀自己塑造成了最伟大的神之一，这当然是一件令佛陀扼腕叹息的事。

大量的谎言夹杂在大量的至理名言之中，产生了蔚为壮观而又自相矛盾的教义。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狂热的信仰者群体之中，人的灵魂就很容易被俘虏。

当代北方某名寺里的某位法师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过一句话：“我们不就是佛陀的奴隶吗？”这句无心之言，恰恰反映了大多数宗教信仰者们真实的精神状态。

但是我认为他说得还不够对，他们不是“佛陀”的奴隶，他们不知道是谁的奴隶，只不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是佛陀的奴隶而已。至于他们心中的那个佛陀，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那个佛陀，是不是完全一样，已经不重要了。

Charles V · Ford博士说，谎言不仅会被用来欺骗他人，也会被用来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有个成语，言简意赅的把Charles V · Ford博士的这句话用四个字形容出来了，这个成语是：自欺欺人。当然，人人都难免会有自欺欺人的时候。

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有罗素先生所说的对舆论的恐惧心理。所以多数人都会为自己的谎言感到不安。即便是十恶不赦之人，做了欺骗他人，欺骗社会之事，自己私下还是会不安的，人与人之间，在这种不安问题上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就是道德对人心的约束作用。在道德的约束力的问题上，可能社会地位越高之人，越容易藐视道德的约束力。

最近，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心理学家Dacher Keltner博士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后认为，处在更高的社会阶层的人，更容易产生不道德行为。

他称财富和权力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类行为最可靠的规律之一”。Dacher Keltner博士研究财富、权力和特权的课题已有数十年，他和其他学者共同开展了开拓性的研究，评估富人和穷人在面对各种社会状况时的不同处理方式。

Dacher Keltner博士进行了7项实验，发现上层阶级的人更有可能违法驾驶、显示出不道德决策的倾向、偷窃他人贵重物品、在谈判中说谎、为了获胜作弊和认同工作中的不道德行为。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果倒置了。也许，正是不同的人在面对不道德行为时态度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毕竟，占有超过自己需求的财富和地位，本身就是纪伯伦所说的病态需求。多数有这种需求的人，对违反道德的恐惧要远远弱于自己心中的欲望。

Dacher Keltner博士的这一研究与大多数人的直观印象是相符的。自古至今，随着社会地位上升，面临更大的诱惑时，君子变节的事情屡有发生。过去诚实可靠之人，位高权重后，便不再诚实可靠了。过去厚道之人，位高权重之后，也会做出不义之事。

人有多面性，人也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翻船之事，又岂只是发生在阴沟里呢？我这些年见识过很多人风光过后，身败名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听起来过度美妙的语言，往往都不可避免的经历了无数道的修饰，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看起来很美好的人，也大多是经历了无数道的包装。祸福相依，包装固然能够包装出名位财富，也能潜藏下极大的风险。

升斗小民，虽然看起来有点儿歪瓜裂枣，粗鄙不堪，但是却很真实。与虚构的高尚相比，粗鄙不堪的危害性似乎更小。人直爽的说出自己的需求，总比拐弯抹角的骗取不当利益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