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京城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都难头角峥嵘，最后只好都活得不显山不露水的。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开始便塑造了姚思安这样一个居住在北京城的，与世无争的道家人物形象。以前我不是很理解，按理说，在天子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人应崇尚奋斗才是，怎么会热爱清净无为的生活呢？

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渐渐就体会到，泡在这座巨大的文化熔炉中久了，人特别容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在小地方要用一辈子去经历的事情，在这里，可能只用极短的一段时间就都经历完了。

而一个中国人阅历丰富后，就很有可能不自觉的成了道家门徒。

我在北京城呆了近二十年，前十年活出了一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奋发有为，连与人讲话都是铿锵有力的。近十年则活出了道家人物的清净无为的况味。与世无争，与人无怨，朋友聚会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久而久之，就没有朋友在聚会时会想到邀请我了。

人人都说北京城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京都素来都是“居不易”的地方，这里一直都在上演着残酷而又激烈的生存竞争，从不谢幕。

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胜出者还是落败者，都会“伤痕累累”。说北京城是枪林弹雨也许夸张了点，但是混在北京城的人，谁没受过几次伤呢？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出了一段经典的名言“留了学可以摆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痦子，非出不可，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们，有抵抗力自卫。”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和钱钟书所说的留学一样，就像出痘子，总得出一回。这“痘子”不出出来，有很多人是不甘心的。出过“痘子”，也就对“痘子”免疫了。

在北京城有个好处，一个人一辈子要出的各种“痘子”、“痦子”，用不了几年，就都出出来了。

所以老北京自然而然的就带着一股道家人物的味道，热爱逛花鸟虫鱼市场，热爱在林荫道下遛弯子，热爱在街边下盲棋，就是不热爱谈论奋斗。

你若认为这帮老爷们儿都是草包笨蛋，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一展才艺时，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家伙中，高手如云。

走进北京城的任何一家大公园，那些平时提笼架鸟、栽花种草，看似游手好闲的“北京人”们，演奏乐器的水平都令人折服不已。

光这足以媲美专业人士的演奏水平，就知道他们平时在家里下了很多的苦功夫。他们心中究竟还有多少丘壑，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清代有个文人叫李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家门徒，他写了一本书《闲情偶寄》，李渔在其著作中极力推崇各种悠闲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李渔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很是深入人心。李渔的文章，是那种波澜不惊的世外闲人式的自述式文字，读来令人胸怀为之一宽。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东流到日本去了。看过李渔的《闲情偶寄》和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人的经典名著《菊与刀》后，我们就知道，日本人还是没有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真正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中国人，是轻松自适的。并不像日本人一样，一辈子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活着。也不像日本人那样，容易发展出军国主义这样的极端的民族情绪来。

罗素先生到过中国后，对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艳羡不已。虽然彼时的中国正处在被世界列强凌辱的境况之下，但是罗素先生还是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中，找到了中国文化中至为宝贵的精髓。这种精髓，后来就体现在罗素先生的《悠闲颂》和《无用的知识》等一系列的文章中。

中国人的学问，很多是在悠闲的生活中玩出来的。朱熹在品论《中庸》时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受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闲情偶寄》是朱熹所说的这种“玩索而有得”的典型例子。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古至今，能够在学问上走向精深者，莫不是陶醉其中“玩索而有得”的“乐之者”。

《菜根谭》中有段话说：“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治学，既要有兢兢业业的心思，又要有潇洒自如的趣味，若只知道一味的清苦勤勉，就像只有秋天的肃杀之气，没有春天的生发之气，是不能生育万物的。

所以《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洪的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凡事适可而止，张弛有度，才能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来。枯燥的学问，也只有这样去研究，才能研究出趣味来，才能真正的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一个人要磨练出这样的心态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也只有历经风雨，到了而立之后，才能渐渐的步入这样的境界。真正要做学问，需要特别冲淡平和的心态，随缘、不争、少求、不惑、无忧，唯有这样，才不至于急切和浮躁。

我上高二时，有段时间有些浮躁，我的老师李立新先生给我拿来一本流沙河先生写的《庄子现代版》。此后这本书伴随我二十多年，我无论走到哪里，书架上都会有一本《庄子现代版》，时不时的会拿出来翻翻。

《庄子》的译者和注家特别多，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呢？是因为我觉得流沙河先生写《庄子现代版》时的心境，和庄子本人著《庄子》原著时特别的相似。

流沙河先生是在文革过后翻译《庄子现代版》的，他的翻译并非对原文进行一字一句的文白对译，而是融入了他自己的再创作。

此时的流沙河先生经历了文革时的一系列的颠倒是非的人事后，已经对世事看淡了很多，写出来的文字自有一种大浪淘沙后的质朴无华。

从流沙河先生同时期的两首小诗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流沙河先生彼时的心境。

《哄小儿》

爸爸变了棚中牛

今日又变家中马

笑跪床上四蹄爬

乖乖儿

快来骑马马

爸爸驮你打游击

你说好耍不好耍

小小屋中有自由

门一关就是家天下

莫要跑到门外去

去到门外有人骂

只怪爸爸连累你

乖乖儿

快用鞭子打

《芳邻》

邻居脸上多春色

夜夜邀我作客

一肚皮的牢骚

满嘴巴的酒气

待我极亲热

最近造反当了官

脸上忽来秋色

猛揭我的“放毒”

狠批我的“复辟”

交情竟断绝

他家小狗太糊涂

依旧对我摇尾又舔舌

我说不要这样做了

它却听不懂

语言有隔阂

这种阅尽人世沧桑后，仍然笑得出来的心境，不正是庄子恣意汪洋以自适时的心境吗？

我个人认为《庄子》一书中的文章，应该大多是庄子中年以后写出来的。没有深厚的人生积淀，何来饱经沧桑后潇洒自如的心态？没有这种心态，又何能抵御浮世中的种种诱惑，沉潜下来深入的做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