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佛陀释迦牟尼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认同并且倾佩的，但是对其提出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却非常的不以为然。也许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只是因为自幼便受过这样的宗教信念的熏陶，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推崇这样的一套思想，来实现其改善人间的愿望。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佛陀自欺欺人的熬制的这碗心灵鸡汤却是相当有毒的。

这种精神鸦片麻痹了很多人，使得他们成了阿Q一样的人，将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期待于冥冥之中的这种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为其声张正义，而放弃了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自欺欺人的靠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过活。

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已经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受其影响。很多人恨恨不已时，会用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恶人自有恶人磨”来排遣自己的怨愤。

我个人并不提倡冤冤相报，但是看到社会上恶势力横行霸道，而受害者却总是靠着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而不是奋起自卫时，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以前我总是喜欢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所帮助的对象，只要他们的性格始终是懦弱的，你帮助了他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利益和人格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我看多数中国人连门前雪都未必肯自扫，而是习惯了忍气吞声，最后那嚣张的恶势力越发的有恃无恐。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极权、贪官、奸商、地痞恶霸或者明火执仗、或者巧言令色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有老百姓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在中国发财致富很容易，只要突破常人突破不了的道德底线，就可以了。而在中国，突破道德底线的危险，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懦弱了。

国民性格中的这种懦弱，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英雄非常崇拜，多数受害者幻想有个英雄能站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最终一旦有了一个所谓的英雄站出来后，中国人便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个人崇拜，像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国民的这种性格，导致我们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会。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义务，公民的权益也要靠自己维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没有宗教的人生，二是历两千多年而不变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看起来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明显。如果我们在公开场所，批判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的信念，那么我们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受到一群马蜂的围攻，这正是信仰的表现。

比如这篇拙文，实属平和之作，但是一经发布，谩骂之声将不绝于耳，原因无他，踩着了一群盲信的佛粉的尾巴。以至于老夫写作这么多年，若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早已被骂得吐血身亡。被骂多了倒也蛮好，老夫写作，渐渐的就从早年的拘谨，转变成后来的肆意汪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我个人虽然提倡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彼此不作恶的基础上的宽容，对于作恶者，那是一定要打击的。全社会容忍作恶者，最后作恶者就一步步坐大，其势力终于难以撼动。就像莆田人开的黑医疗机构，居然几十年打不掉。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府失职，也有普通老百姓不作为。一个人自己受害了，自己的权益都不去维护，等谁来当救世主救你呢？凡是不作为者，受害多少有点活该。

因果报应这种规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但是绝对不是铁律。善不受善报，恶不受恶报的事情很多。人若将自己受害的事情，寄望于冥冥中善恶有报的轮回规则来替自己找回公道，是十足的愚昧和懦弱。

晋宋间的高僧道生大师，撰写过一部《善不受报论》，提出善不一定会受到善报，十恶不赦之人一样可以成佛。此论一出，佛教界一片哗然，生公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甚至受到群僧的驱逐。生公倔强，坚持己见，换个地方依旧传播自己的这一套理念，并且强调顿悟可成佛，生公的思想，最终便发展成了中国的禅宗。

《大涅磐经》被译成中文的那一天，佛教徒才发现，原来生公所言，正是佛陀自己的意思。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佛教界，不会有多少佛教导师愿意向其信徒推荐生公的《善不受报论》的。因为我们当下的佛教大师们，正在乐此不疲的推广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论呢。不推广这些，他们靠什么收信众的供养呢？古代禅宗的和尚们，是很有骨气的，他们是靠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过活，不肯当社会的寄生虫的，所以他们所言所行，直率得很，不以惑众为目的。

一个人若仅为大度展现出来的忍让，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一个人若是因为懦弱而在自己利益甚至生命受到侵害时，依然忍让，不知站起来维护自己，是愚蠢的。须知，正是因为我们的不作为，那侵害我们利益的人，非但可能不会受到报应，反而会过得比我们滋润自在多了，人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什么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纯属扯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