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写思想史的诸位先生中，我最喜欢胡适。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思想家，既有天真纯朴的一面，又有宽厚豁达的一面。敢于批评，又能谦虚的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壮怀激烈而又不失宽容大度。

才华横溢的适之先生，既不热衷名利，亦不甘于碌碌无为。其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先生对各种人生态度的臧否。

如其评论庄子思想时，说“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潇洒飘逸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被后人誉为“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酒鬼刘伶，在适之先生的笔下，成了达观的废物。

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价值取向是需要的，倘若每个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都是这样一种颓废的避世态度，我们这个社会就荒唐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即如今日，我们的知识分子，多数已经沉沦在拜物主义风潮之中，鲜有有资格出来担当社会的精神领袖，引领一时思潮者。

今天我们读书人虽然很多，但是多成了玩物丧志、纸醉金迷、炒房炒股的有钱的废物，和贪杯好饮的刘伶并无二致。读书人是社会的良知砥柱，如果每个读书人自己都不把良知当回事，也就难怪要斯文扫地了。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认识几个字，对道义的担当，几乎是完全没有的。

再如胡适对孔子的评价：“‘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肯肯、终身不倦的志士”，虽然胡适对孔子的一些过度迂腐的地方略有不满，但是对孔子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胡适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的这种终身不倦的志士的精神，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印度的佛教哲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古代哲学显得相形见拙，但是中国传统的志士精神，却对佛教也进行了大力的改造。如今中国的汉传佛教，便不敢说自己完全与儒家精神没有关联。

晋代的法显法师、唐代的玄奘法师的那种舍身求法的志士精神，正是孔子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志士精神的真实写照。倘若没有这种志士精神，一个人是很难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清贫的生活和同样恶劣的人的惰性的。

胡适本人身上所折射的，也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志士精神。在今天的全世界，这种志士精神都已经很少见了，最多的就是各种或达观或悲观或既不达观亦不悲观纯属麻木和扯淡的废物。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大师级别的人物很难产生。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之所以能够呈现群星璀璨的局面，与其时志士精神大行其道有很大的关系。

志士精神是一种不易被外界俘虏的独立精神，是一种靠毅力和信仰支撑的终身不倦的上下求索的精神，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赖之以延续和拓展。

丧失了志士精神，就产生不了足以引领当世思潮的国士，没有这样的国士，精神世界就注定了要沦丧。今天，我们的各种舞台上虽然充斥了可以口口声声谈思想的人，但是这其中绝大多数人，会如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因为他们所讲的，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达不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标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讲话成了空谈。

所以我们大陆，无论是宗教界，还是思想界，今天所产生的均不过二三流人物。凡是不能知行合一的思想者，均不过夸夸其谈的牛皮匠，望之令人生厌，闻之令人反胃。一个国家的书生们，都相继沦落为靠嘴皮子骗吃骗喝的江湖人士，亦足可耻也。

胡适一生天真耿直，信口开河的虚云大师，在自己的年龄上都造假，引起了胡适的义愤，胡适凭借其过硬的史学功底，把虚云和尚的履历查了个底朝天，让这位民国四大高僧之一，露出了其虚伪的一面，亦足以警醒世人。胡适批评蒋介石时也是不留丝毫情面，把蒋介石气得够呛。

蒋经国则深受胡适影响，力促台湾走上民主道路。据说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时，被人骂得吐血，身边警卫气愤不已，要去抓那些批评者。蒋经国勃然大怒，斥责警卫们，大意说，我自己提倡的开放言论自由，如今我自己因为一己之私去违反它，那才是最令我悲哀的。

蒋经国先生的这种胸怀，正是从胡适先生那里继承来的。胡适一生对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老来几乎是众叛亲离，批判胡适的言论堆积如山，胡适尽可能全部找来看看，看后亦不过一笑置之。这样恢宏的气度，正是一个宽厚君子，在文化的涵养之下，修炼出来的襟怀冲淡的伟大人格。

这种人格，亦足以铸就成一座丰碑，必将影响久远的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