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

——韩非子《显学篇》

韩非子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经过验证而认定某件事或者某种道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不能确证某种真理，而以之为依据，是一种扯淡的行为。所以动辄说先王、先圣怎样怎样的家伙，不是愚蠢就是扯淡。这段话实在是骂得痛快。

中国人历来有厚古而薄今的传统，言必称先王。中国的中医，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根源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确信《黄帝内经》真的是中国的三皇五帝中的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所作，实际上，《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作者只不过是在借黄帝的这张虎皮，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正确的观点，也不乏错讹百出之篇章，以之谈玄可以，用来指导临床治病，绝对是不可取的。

中医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以大和民族重视实践胜于理论的精神，将中医改造了一番，成了日本的汉方医学。今天，靠着中国的中医做起来的汉方药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比中国的中医药要广泛得多。日本社会对汉方药还是颇为认同的，就连日本首相安培晋三患溃疡性肠炎，都在服用汉方药治疗。

日本的汉方医虽然认可中国的中医为源头，但是对中国的中医是做了取舍的，而非对中医理论拿来就用。屠哟哟教授在获取诺贝尔医学奖时，也曾有过这种表述，屠哟哟说，中医药是个宝库，但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从屠哟哟参与的抗疟治疗研究史来看，当时中国组织了大量的中医参与到抗疟研究之中，收集的各种治疗疟疾的方剂有几千张，针灸、艾灸等方法也被应用上了。但是收效甚微，屠哟哟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青蒿治疟的记载，然后屡经实验，才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疗效达到了百分之百，这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有意思的是，葛洪撰写《肘后备急方》时，也为中国人厚古薄今的传统所困扰，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葛洪若知道自己的这本《肘后备急方》在一千多年后，启发了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九泉之下的葛洪一定会很感安慰。

胡适先生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通过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十有八九是伪作，同样是伪作的还包括道教的各种经典以及大量的佛经和中医典籍。之所以会有伪作出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很多著者在世之时均威望不高，不得不托言某某先圣所作，以增加其著作的可信度。所以很多医者在撰写自己的医学专著时，都会说自己遇到了某某仙人，得授某某医术，如此这般，老百姓才相信他们。

久而久之，此风一盛，中国的很多医学著作就成了韩非子所指出的“非愚即诬也”的著作。中国的著述者创造了借圣人而为自己立言的恶俗，以至于后世学者，如果没有一双火眼金睛，就很难从前人著作的沙砾中淘出真金来。

孟夫子有句经典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所揭的是中国大量的著述者不诚实的短。日本人研究中医，采纳的正是孟夫子的这种态度。他们从中国的中医典籍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将其中的所有的理论都照搬过去，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医的实践价值进一步提升，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中医的实际疗效，通过积累大量的临床数据，得出某种药的适应症范围，将用药依据科学化，将中医的疗效提升上去了，所以脱胎于中医的日本汉方医药才会在日本，乃至在全世界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必须重视实际的临床经验。日本的汉方医学大师汤本求真说：“不问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之于经验的结合。若理论脱离经验的事实，直可谓之非真正之理论，故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矣。”

汤本求真先生的这种重视实践，将临床经验置于医学理论之先的态度，正是一个严谨的医生应该持有的治学态度。医学并非靠逻辑，而是靠人体实验来验证的一门学问。中国人常常过于强调中医的逻辑性、哲理性，而不注重中医的临床实证，久而久之，中医的临床疗效大幅度下降，以至于中医终于有一天发展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们学习中医的，应该向日本人学习这种重视实践，不迷信理论，不轻易的掉进哲学诡辩的圈子中去的精神。医生是长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人，医生不应该总是追求某种思维定式而忽略了实践。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教弟子时，首先要求弟子牢记药性，而非学习各种医学理论。因为一旦陷入各种医学理论之中，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为理论俘虏的教条主义者。

我个人一直把医学理论当假说而非真理来学，绝不肯因为那些理论有多权威而“无参验而必之”（不经实践验证就肯定），我必须得是在临床实践中验证过某种理论是百分之百的无误才肯相信它是真理，否则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参考。

我的这种对一切医学理论存疑的态度，让我能够不存有任何偏见的广泛学习中西医理论，结合临床，从中挑选出可信度较高的去相信。久而久之，便没有了任何门派之见，亦无中西医对立的偏见。医生所患的是自己的见识少，知识面狭窄，临床治病时手段少，病人所愁的是病多病难治，好医生难找。

日本人对待中医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理性的，在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都能对中医的玄学头头是道，讲自己阴虚火旺、肾虚脾虚，他们从电视中或者街头的极为肤浅的畅销书中学习一点皮毛的术语后，就自以为得窥中医的奥秘，将一种以讹传讹的东西四处传播，以至于中医术语最后大多沦为骗子的话术似的，这样颇不妥当。

家父治疗喉科疾病时，从不号脉，亦不辩证，统统以一味青草药榨汁从鼻子滴入，几个小时即告痊愈，治愈率百分之百。迄今为止，我未能见到北京的哪一个喉科专家，无论是中医教授还是西医教授，能够有如此之高和如此之快的疗效。我曾拜读过我国中医治喉科的大家耿庭鉴教授的喉科专著《耿氏喉科传灯录》，也曾用过其中的方子治疗过喉科疾病，其疗效不但慢而且不可靠。完全的没有办法跟家父在田间地头里积累的这种临床经验相媲美。这种经历更加的坚定了我在学医时对各种医学理论存疑的态度。

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医学遗产存疑，并不是否定它们，而是从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发现祖先的理论并不实用，就大胆的改进之，这也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创立新知。我们若没有这种重视实证和创新的精神，我们中国的中医，即便现在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得到了政府的力量在推广，最终还是会因为它重视玄学理论但临床疗效却并不高而为老百姓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