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剂量的药物产生的临床疗效不一样，这在现代药理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西药存在量效曲线问题，中药也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有许多中医为临床疗效问题感到苦恼时，将原因归咎于中药。其观点大致有二：一是认为现代中药饮片的质量大不如前（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因为我在实践中，如果方子开得好，往往从普通药店购买的常规用量的中药效果也很好，说明现代中药质量也不差）；二是认为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太过保守，按照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很难取得疗效。所以有许多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在尝试大剂量用药。

大剂量用药有时确实能够取得小剂量用药不能实现的疗效，我自己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我在给患者升血小板时，往往将仙鹤草用到100克，部分患者在如此用仙鹤草后，血小板一周内就可以升上去，即便单用一味仙鹤草而不用其他药也如此，但也有不少患者用后效果不佳。

我用白芨治疗咯血和胃出血时，单日用量30-90克或以上，止血效果立竿见影。曾有一位肺癌患者经北京某知名中医教授治疗一个多月，咯血愈来愈严重。其家人找到我，我看了一下教授的处方，对他的方子除将白芨的用量由10克改为45克外，其余都没改动过。患者服药当日，咯血减轻，三天止血。

另一位肺癌患者咯血严重，可以用“盈盆”来形容，西安某三甲医院直接放弃患者，要求患者家属将患者带回家，安排后事。我给他单日用白芨90克，煎成浓汤，不分次数，不分时候，代茶饮，患者当日止血，转危为安。

我母亲农历2011年大年三十因为胃癌呕血，呕血后虚弱得卧床不起，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原定的正月初五回老家探亲，我担心母亲这次呕血后回不了老家。一般来说呕血是胃出血引起的，而且出血量大于500ml才会呕血。我当时给她用红参30g，白芨60g熬汤内服，连服三日。我母亲不但止住血了，大便由黑转黄，而且体力基本恢复，正月初五坐火车到老家后，次日就能外出打牌。

我也曾将生大黄用到30克治疗肠梗阻的病人，用归脾汤时重用黄芪至120g抢救一日内告病危四次的危重病人，病人都在一日内转危为安。

所以我本人其实对使用重剂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重剂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我前述的那位肺癌咯血盈盆的患者在服用90克白芨熬的汤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也差点诱发了患者的心脏病。将大黄用到30克，另外配伍芒硝等泻下通便药，抢救肠梗阻患者时，患者也曾腹痛如绞，大汗淋漓，险些虚脱。所以我对大剂量用药也是很谨慎的。

现在有许多学者提出应将中药的临床用量恢复到汉代张仲景时代的观点，根据柯雪帆教授的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一两约等于现代的15克（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实际并不完全准确），张仲景用大黄，有时用到4两，也就是60克左右。有没有效果呢？毫无疑问有效果。但是其副作用大不大呢？我切身的体会是大得很，把握不好就要出医疗事故。

我们从《伤寒论》序言中张仲景提及他的宗族二百余人，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按照张仲景的治疗方法，成功率也未必高。我们从基本的人情世故可以猜测到，张仲景本人应该是参与到其家族成员的治疗工作中去了的，病死率这么高，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所以我特别赞同范文甫老大夫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要大剂量用药时，宜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他的这一观点也与《神农本草经》中提倡的用药原则相吻合。先用小剂量，不效加倍，如再不效，继续加倍，直至有效为止。而且有效后，也应“中病即止”，不宜过度用药。

明代李中梓用其“阴阳攻积丸”治疗积聚类疾病（中医的积聚类疾病很多是现代的肿瘤）时，更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精巧的逐渐加大用药量的方法。他让患者从最小剂量开始，每日加量，加量至患者服药后出现便溏，再从最小剂量慢慢开始，如此循环。

而且他还让患者服用一段时间的阴阳攻积丸后，停用一段时间，改用补剂调理一段时间，再服用阴阳攻积丸，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痊愈。这种治疗理念相当领先，他兼顾了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今日西医采取化疗方式治疗肿瘤患者时，秉承的理念不也是这样的吗？

我渐渐地不敢再随便用大剂量的药物治疗疾病，尤其是副作用较大的附子、乌头、斑蝥之类。现在有许多文章过度地夸大大剂量用附子、斑蝥之类有毒药的疗效，这是极为不理智的。

这里需要提及李可老中医，李老在世时，我曾想找他治疗我的母亲。但是当时很意外的有李可老中医治疗过的患者来找我解决他们在李老那里治疗后出现的严重副作用的问题，好多患者在服用李可老中医开的方剂后，病情更严重，有些患者甚至一剂药就被放倒了，后续虽经李老多次调方，亦无改善，病情危笃。

我最初用归脾汤加天冬、麦冬等调理过一个李可老中医治疗后病情迅速恶化的患者，竟然意外的有比较好的效果。从那以后，好多李可老中医治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患者找我调理，以至于当时天涯论坛上有人在李可老中医处治疗出事后专门指名道姓地寻找我的联系方式，要求我给予帮助。

我因此而得知，李老大剂量用附子的确帮助过不少人（尤其是心衰患者）转危为安过，但是同样也导致许多患者病情迅速恶化。我从自己的渠道得悉，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用药思路太偏颇，李可老中医在临终前实际上是有过反思的。但目前我看到许多人在提李可老中医时，均比李老本人当时的观点更为激进。总有人向我推送这类文章，这些推送者心肠很热，希望我阅读这类文章后有所收获，殊不知我是李可老中医疗效的直接见证者，早已对李可老中医提倡的思路的利与弊均有深入的了解。

我对李可老中医的医术和医德都是认可的，提及这段往事并无恶意。只是作为与李可老中医同时代的亲证者之一，我希望留下这段文字，为将来的学中医者提供另一种视角，让他们更为谨慎地看待大剂量使用有毒药品的问题。中医界存在一些忌讳谈论中医疗法副作用的现象，这是不科学也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将会误导后来者，一些年轻的中医师不明就里，临床时就很容易出医疗事故。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其职业生涯可能就要结束了，后续还可能会面临很麻烦的法律纠纷问题。

再如孙秉严老中医，他在我国中医抗癌领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经他治疗后生存期较长的患者很多，著名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孙老的患者之一。圣地没牙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他在孙老那里治疗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提到孙老的治疗方法副作用其实很大，相当多的患者服药几天后就出现双目失明或卧床不起的严重副作用，而癌症并未得到控制，很快就去世了。但圣地没牙后来删除了这篇文章，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亲身经历，后世人就很难得知，因而难以评估孙老治法的利与弊。

我最初也曾尝试过用孙老的方剂治疗我母亲，用药后正如圣地没牙所说，我母亲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但中毒了，临床疗效也不好。我那时对中医药已经有过多年的研究，及时调整方案后，幸未酿成大错。但历年来我看到不少用孙老留下来的方子自己治疗自己或者尝试着给自己家人服用后的情况，十有八九的患者不是取得了疗效，而是中毒身亡。

这些教训我一直都谨记在心，这些年我自己在探索更为安全有效的中医抗癌和治疗中风后遗症的方案，我为什么专注于这两种疾病呢？原因无他，因为我母亲生前饱受这两种疾病的折磨，我想减轻她的痛苦，所以最初学中医就目的明确得很。这两种疾病都不好治疗，也都是大剂量用药的重点领域。我越是往深里探索，越是觉得，单就这两种疾病而言，大剂量用药的利和弊都不容忽视。

我自己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用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来治疗癌症和中风后遗症，我之前写过一篇《我用中药大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实践经验介绍》，介绍过我的这一研究思路。概言之，我是将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发明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拓展至中医抗癌上。

我采用的是将多个治疗癌症的类方和类药组合在一起，每种药的剂量都控制在LD50值（药物半数致死量）的1/100-1/20之间，我用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我曾粗略统计过，这种方法的有效率不比孙秉严老大夫的有效率低，而其安全性却比他的方法高了很多。

但我也不否认一些中医临床工作者用大剂量的小方剂治疗癌症有效的事实，毕竟许多事实是我亲眼见证过的。过去十多年来，我通过与我有联系的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属向我反馈的疗效和他们提供的他们在其他医生处治疗的处方，学习了当世许多治疗癌症的中医临床工作者的治疗方法，的确有些患者服用大剂量的小方子有效果。

这里需要注意，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有效和有效果都不是指治愈，而是指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癌症是一种无法轻言治愈的疾病，很多患者在经历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后，又复发了，比如我提及的抗癌明星圣地没牙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现在在走的这条研究之路和其他医生所用的“小方剂、大剂量”的研究思路都有可取之处，应该秉承百家争鸣的态度，宽容地对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允许其在各自的方向进行深入探索，造福未来的患者，不必厚此薄彼。而且同一个临床工作者，可能有时为解决某个问题采取“大复方，小剂量”的思路，有时为了解决另一些问题又采取“小方剂，大剂量”的思路，这都不奇怪。

但我们也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超量用药导致的严重副作用问题，这既事关患者的人身安全，也事关医生的职业安全，不应该对副作用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个体差异始终存在，用药治病是最不能出错的事情，一出错就会毒死人，责任非轻，不能不谨慎。

在中药量效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医界最权威的可能要算仝小林院士了。2009年，仝院士领衔的专项项目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得到国家批准立项，该计划就这一课题进行了长达六年的临床研究，掌握了大量的临床证据。

仝院士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多部专著介绍他们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的这项研究取得的成果，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重剂起沉疴——中医量效研究奠基作》《方药量效学》《方药量效求真》《方药量效关系名医汇讲》等，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可以阅读一下仝院士的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不但有很深的学术水平，写作水平也很高，可读性很强，我本人读过，收获很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仝院士的著作中也存在对大剂量用药产生的副作用缺少追踪研究的问题。仝院士本人侧重于糖尿病研究，其常用的大剂量药物葛根、黄连、山药等属安全性很高的中药，民间用川乌、附子、麻黄、砒霜、雄黄、斑蝥等原药材治病时产生的严重副作用，他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不多。而且，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正面的数据，那些中毒的患者未向他们报告。院士团队就像阳春白雪，而我这种下里巴人则更能接触到真实的治疗失败的患者，所以我看到的另一面也不容忽视。

仝院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很认可，他认为在急症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急救病人时用大剂量的小方剂往往有起死回生之效，此时当用大剂量的小方剂，药专力宏，但后期的调治则应该考虑以丸散膏丹等安全性更高的小剂量药为主。这种用药方法既保证了中医药在危重症上的有效性，又兼顾了长期用药的安全性，是既科学又合理的。

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大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13.8-15克左右，中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9克，小剂量用药时，一汉两换算成现代的3克。并且他提议煎中药时主要以文火慢熬，而非武火煎开后再文火慢熬，这样煎的药析出的有效成分更高。药与水的最佳比例为1:7.3，这样药物有效成分煎出率最高。他的团队有临床大数据的支持，所做的这些研究都非常有价值，我推荐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者去看看他的相关著作。

用药剂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初学中医者贸然用重剂，可能看到的不是疗效，而是其根本无法掌控的副作用。人命关天，不可儿戏。用重剂治疗疾病已经是涉足中医的深水区，若无控制风险的能力，不要太轻率。但重剂又是关键时刻抢救生命的重要手段，想一生以中医为业者不去研究也很可惜。循序渐进地尝试用重剂，用时应多查文献，并且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小心翼翼，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此，方能兼顾疗效与安全性。患者安全了，医生才能安全，我们永远要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