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谴药，虽寥寥数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渡舟评价同校教授胡希恕先生的话

胡希恕教授是当代中医界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他生于1898年，1984年去世，享年86岁。他生前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元老级教授。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北京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60岁的胡希恕教授便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和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顾问。

许多名中医都是在中年时期才改行当医生的，比如金元时期四大名医中的朱丹溪和李东垣（他们都是因为家人病故而发奋学医，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以及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名中医张锡纯，都市如此。胡希恕也是中年才改行当中医的。

1919年胡希恕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胡希恕先后到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等学校当了3年（1924-1927年）的英语老师。此后又于1928-1935年期间当了7年的公务员，历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等职务。

日本侵华后，胡希恕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难到北京。这才在北京靠早年学习的中医知识正式行医，这一年，胡希恕先生已经38岁，年近不惑了。但因为其疗效卓著，胡希恕很快便在杏林中名声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

胡希恕热衷中医学的教育，立志要为中医培养后继人才，建国初期，他和陈慎吾、谢海洲等名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将胡希恕等人所办的中医学校作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直至胡希恕被调入公办的北京中医学院。

胡希恕的这份履历足够传奇，实际上胡希恕有很深的中医底蕴。1915-1919年，胡希恕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中学时，热爱踢足球，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又聪慧得很。他的国文老师王祥徽先生看中了胡希恕等人，特地把他们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喝茶，请他们跟随自己学中医。王祥徽先生是清朝末年国子监举人培养出来的进士，早年在国子监读书时，跟随清末太医院的太医学过医，后来去教国文，业余行医，在患者中口碑甚好。他遇到好苗子，就想着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

王祥徽先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清末民初时期。当时中医界普遍受西医和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主张中医要进步，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王先生教的学生中，胡希恕学得最好，他中学毕业时参加沈阳市政公所举办的中医考试，获得了中医士证书（相当于现在的中医医师资格证）。

胡希恕的学术思想受他的老师影响很深，王祥徽先生主要给胡希恕等人讲授了张仲景的《伤寒论》等书——《伤寒论》一书，王祥徽先生花了两年才讲完。而且王受新思想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中医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不喜欢用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医的脏腑理论来解读《伤寒论》，而是注重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思想，用六经和八纲辨证来解读《伤寒论》。

胡希恕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这一学术特点，并进一步的将其发扬光大。胡希恕求学时代，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人称为汉方医学）思想也开始传向中国。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仍在出版此书），汤本求真的医学思想对胡希恕的影响很大。胡希恕自己说：“（我）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

汤本求真是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位宗师级人物，他的《皇汉医学》出版以后，日本汉方医学界相继出版了“皇汉医学”系列丛书。汤本求真对中国中医学界的影响很大，刘绍武先生提出的“三部六病”思想和胡希恕先生提出的方证思想，都可以在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中找到根源。

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很悠久，日本的汉方医学界也像中国一样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古方派”——亦即中国中医学界所说的“经方派”。古方派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继承的是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汤本求真本来是学西医的，因为自己女儿得了肠伤寒，用西医的方法治疗，不治身亡，而改行学中医。所以汤本求真的学术著作中，将中西医知识融汇得很好，他对推动中医科学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吉益东洞的代表著作是《药征》和《类聚方》，吉益东洞是日本最早用归纳法研究中医的学者。他的著作不尚空谈，他通过历代文献，归纳总结了各种中药和方剂的用药指征，《药征》和《类聚方》这两本书的书名就足以体现吉益东洞的学术特色。

吉益东洞的思想很超前，他毕生所研究的重点是每种药物和中医经典名方的用药指征，这种思想与现代的循证医学思想如出一辙。读者如果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可以购买其《药征》与《类聚方》进行阅读，中医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过这两本书的中文版。

姑举例说明吉益东洞的学术特点，吉益东洞的《药征》是这样论述石膏的：

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谵语、烦躁、身热。

考征

白虎汤证曰：谵语，遗尿。

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烦渴。

白虎加桂枝汤证曰：身无寒，但热。

越婢汤证曰：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不渴，非全不渴之谓。无大热，非全无大热之谓也。说在《外传》中）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中）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龙汤证曰：烦躁。

木防己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鸡子大也。

上历观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效核焉。

从吉益东洞著作的特征来看，此老最擅长的是用归纳法将各种药物和方剂的适应症研究出来，用其指导临床，这样的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客观。直至如今，归纳法都是人类研究科学的主要方法。吉益东洞性格虽然略为偏执，比如他执意认为“万病皆一毒”，偏执到他自己的学生都看不惯，但吉益东洞在中医科学化之路上功不可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我们今天，都有大量的学习中医者不具备吉益东洞这种科学精神。吉益东洞生于1702年，死于1773年，距离他去世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大量人学习中医时，遵循的不是被观察和归纳出来的事实和规律，而是依靠玄学理论去推测和演绎。医学作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科学，一旦与这类玄学挂上钩，就会多出许多空谈来。

吉益东洞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倡的“随证治之”（有什么样的病症就用相对应的治疗该种病症的药）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胡希恕最鲜明的学术特色。胡希恕非常排斥传统中医用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来“讲病”的那一套，他在《方证对应：中医辨证的尖端》一文中说：“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地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希恕认为中医形成于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依据，又没有精良的器械利用，故不可能如近代西医针对病变的实质和致病因素，寻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能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结合患病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和经验。经反复实践，不但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准确性，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总结出一般的反应规律，并于此规律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

他认为中医的验方是“难以数计的民众，于长期不断地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被记在帝王将相的功德簿上”。胡希恕认为张仲景最大的贡献是将古代验方记录下来，还用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思想将其整理，使得我们在治病时能更加的条理化。张仲景是一位伟大的临床实践家和理论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归纳法。

胡希恕是中医界最耿直的学者之一，他从不说假话和套话，其治学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求真务实，这也是他的疗效出色的重要原因。医学是科学，只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看待医学和学习医学，才能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浮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胡希恕所说的那样，是“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的套话。

胡希恕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很诛心的。在古代，医生的地位其实很低，许多古代名医都是走不通科举之路才选择了学医。就算学医了，也还是觉得自己比科举出身的人低一头，所以很多中医古典著作的作者总喜欢以儒家子弟的身份来标榜自己。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一个“铃医”（摇着铃铛在乡下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和卖药的草头医生），李言闻深感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李时珍走科举之路。无奈李时珍科举之路并不顺利，最后才改行以医为业。

我们在一些古代中医经典著作中常常看到“我儒”这类词，那些医学作者总喜欢将自己与儒家联系起来。中医理论也与周易等儒家经典著作挂钩——实际上这种挂钩导致了中医疗效大倒退，它把中医拉向了唯心主义的邪路，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经方派是中医界拨乱反正的学派，日本的古方派提倡研究汉代的原著，不受后世掺杂着阴阳五行和周易思想的医学理论的影响。吉益东洞采用的归纳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我们现代人研究生命科学，仍然会将归纳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当然，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越来越多的采用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中医药研究也在实验科学的帮助下取得了许多进展。

胡希恕对中国当代中医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经方学派或曰方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无论是在临床实践还是在教学中，都特别重视药证和方证，将其视为中医辨证施治的最尖端。我自己从多年的实践中得到的体会也是如此，中医师要想临床疗效出色，就必须牢牢抓住方证和药证，不受阴阳五行、脏腑理论和周易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方学家，胡希恕美中不足之处，也是整个经方学派最大的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保守，未能在古人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实现中医领域的创新。胡希恕确实洞悉了中医临床的关键，但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研究张仲景的学说，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验方。对一个医学家来说，这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学习古人创制方剂的经验，在一些难治性疾病（比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等现代病）上创制新的方剂，有效的方剂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来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中的方剂虽然好，但毕竟古代人平均寿命无法与现代人相比，生活条件也和现代人迥异，所以他们的流行病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古人创建验方的经验，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针对现代人的流行病，创制新的治疗现代常见病的处方。

我们可以借鉴吉益东洞的治学经验，用归纳法去学习和整理古代医著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前人的经验，归纳总结药物、方剂和疾病的综合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治疗思路。中医复方治病与现代医学的鸡尾酒疗法的理念极为相似，只要投入足够的心血去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研究新的思路，解决现代流行病的新验方是可以被摸索出来的，而且其疗效也是可以重复的。

固守古方不是完全不可以解决新的现代流行病，古方对现代病也有一定的疗效，但经方派过度推崇古方，认为古方可以解决今天的各种难治性疾病，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要学会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中医药事业，让中医在更多难治性现代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