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莫泊桑

昨天晚上我回到了北京。我离开北京的这一周，北京经历了一次断崖式降温。走下高铁的瞬间，我就感受到了北京那凛冽的寒潮，今年的冬天来得有点早。

在车外吹了点寒风，我的嗓子开始痛了。下车后，我赶紧回家洗了个热水澡，八点不到就入睡了。这一睡就是七个半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半才醒来。醒来后整个人好受了许多，感觉从心理上与老家分隔开了，在老家时的那种难受的心境似乎也消失了。

我在老家期间，除了参与办理堂哥的后事，还听了老家的亲友们对我的各种诉苦，有两个口口声声把自杀挂在嘴边，让我胆战心惊。我感觉自己都快被这些负面的事情搞得精神失常了，心脏很不舒服。可能是大的形势不太好，现在身边有负面情绪的人很多，他们把我这种学医的当心灵保姆，我能理解。不过在刚刚遭受丧亲之痛的当口，我自己也有些心力交瘁，实在承受不了这么多。

回到北京，远离了这些事情后，心情轻松了许多。学医之人容易被人当做负面情绪垃圾桶，很多人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都习惯向我们倾倒，无论我们当下有多累，他们都不会顾及这一点。我还经常遇到一些人很奇怪的问我，做医生的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吗？言下之意，学医之人就不该有喜怒哀乐。

今天我处理完工作，就找了一些休闲类的书，钻进被窝里看书，困了就睡觉，偷了半天懒。如此过完了这一天后，人进一步轻松下来了。我在近期想把自己与各种负面的东西隔离开，生活总会有一些糟糕的时刻，如果在这些糟糕的时刻，再去接触糟糕的事情，就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感觉过去的一周，我的许多行为是失常的，所以我开始对自己喊停，不能再感染负面情绪，要去接触一些美好的东西来中和一下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不要让自己这个正常人真的变成了精神失常者。

我们老家以前有些丧葬习俗挺好，过去，在我们那里，家里有人去世后，要做七个七。每七天全家族人都会集中在一起，请道士做法，焚烧纸钱给逝者，然后一起聚餐，共同怀念逝者，同时互相安慰。而且从头七开始，每做一次七，都要把逝者的遗物烧掉一部分。七七结束，逝者的遗物要全部烧完。

费孝通先生说，民风民俗有其社会功能。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当然不会从有神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民俗。这种丧葬习俗实际上是在安慰生者，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共同取暖，一起抚平亲人死亡带来的伤痛。同时逐渐烧掉遗物也是在减少睹物思人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治疗方法。

可惜的是这种风俗习惯逐渐消亡了，这导致许多人在亲人去世后，很难快速走出伤痛。我这些年一边在治疗患者，也一边在安抚患者家属——我们这些研究癌症的，通常都会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相处的时间很长，相处的过程中逐渐都成了朋友。患者去世的时候，患者家属也是需要被安抚的。

有时我在想，如果民间的这种传统习俗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很多人就不会因为亲人的亡故而抑郁成疾，这可以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人在至亲丧亡后，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安抚过程的。

医生有时是很可怜的，我们也要经历生老病死，在经历生老病死的时刻，我们非但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有充裕的时间去平复自己的悲伤，反而需要继续去接触疾病和死亡，一次次的经历伤痛的闪回，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陌生的病人们不会顾及医生们的感受，他们迫切地需要医生的救助。

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曾提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全球各国的亲戚关系都大不如前。很多人在自己所住的城市里，没有过去那个庞大的亲友网络，这导致人类精神支持系统越来越脆弱了。人其实是需要这个精神支持系统的，缺乏它，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如果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亲友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我们悲伤时，就能和自己的亲友一起去度过这最难熬的日子。

如今很多人在自己的亲人去世后，都不得不独自煎熬。有的人可能会找心理医生聊一聊，有的人靠自己硬扛，也有的人借助书籍或宗教。我们过去社会系统具备的那种疗愈功能正在退化，人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法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虽然说最终帮我们解脱痛苦的是时间，但是方法得当——比如过去我们家团结起来给逝者做七，我们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就能大幅减少，痛苦的强度也能大幅减轻。

人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不可能不遭受痛苦，那种认为人可以借助某种信仰完全且彻底地超脱痛苦的言论，我总怀疑是吹牛皮。当这些人失去至亲至爱之人时，只怕他们也难逃痛苦，毕竟人是情感动物。但人若沉溺在痛苦之中，不走出来，那就很有问题。学会处理痛苦，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

在《辩证行为疗法》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一百多种减少痛苦的小方法，这些方法有许多是很管用的。可能在这个脱离了过去的社会网络的新时代，我们是需要学习一下类似的方法的。社会在变化，我们应对痛苦的办法也要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关键的一点是在痛苦面前，要及时给自己喊停，要懂得在事情恶化之前止步。要不然，下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就会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