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提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不久前举行了一场全球伦理讲座，议题为“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医疗资源”，主讲人是美国医疗政策学者、奥巴马时期医疗改革顾问Ezekiel Emanuel教授。
Ezekiel Emanuel教授说，长期以来，生物伦理学着重于研究个人知情同意权、临床关怀等议题。然而，全球新冠疫情爆发预示着生物伦理学未来必须更加注重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当救命资源变得很稀缺时，医生和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许多资源分配上的两难局面和伦理难题。
这个问题能够被列为一个重大课题，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公共卫生资源已经稀缺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许多病人都需要医疗资源来缓解他们的痛苦和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却无法及时获取这些救命资源。
疫情尚未结束，医疗挤兑的现象在各个国家仍然时有发生，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已成常态。很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诊治，还有很多问题属于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暂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连新加坡这种号称医疗资源很发达的国家，每轮疫情高峰期，急诊病人都需要平均排队6-8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样的时代当个医生并不容易，昨天我收到丹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给我快递的一箱子她们本地特产丹东红颜草莓。收到后和她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作为同仁和朋友，我们倒是都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的对方。
换在以前，我们可能会多聊几句，但是昨天她说了几句话后就告诉我，她已连续上了36个小时的班，要去补充睡眠了。这段时间神经内科的患者特别多，每年春节到清明节期间，脑卒中的患者都比平时多，今年加上新冠的影响，就更多了。
连轴转基本上是这个时代的医生的常态，我素来很谨慎，我以前在一家医院工作时，一个退休返聘的主任医师对我说，虽然医生们都很严谨，但她当了一辈子医生，还没有看到谁比我工作时更严谨。在她看来，我在工作中出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段时间我频繁出错，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深思熟虑了。
但病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有些病人恨不得连药店门朝那个方向开都要医生给他讲得一清二楚，无休止的占用医生的时间，至于其他病人的死活，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医患之间时有冲突发生。
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三年全球超额死亡人数为2000万左右，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国家报告的数据还不够真实，漏报了不少死亡人数，真实的超额死亡人数肯定比这个数字要高许多。
医生和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选择？拯救谁，放弃谁，谁能做决定？我记得2020年时，意大利的医疗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意大利病人数量太多，许多患者只能在医院外的帐篷里躺着，呼吸机紧缺，需要用呼吸机的病人却很多，医生们面临着应该将这些救命资源分配给谁的难题。
许多病人们的期待还停留在疫情前，他们希望医生们能够耐心仔细地为他们提供诊疗服务，回答他们的问题，但这种愿望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即便是过去素以温情著称的日本医生们，在疫情到来时也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有余暇去温和有礼地为患者们服务了。疫情前日本医生的温情是建立在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医生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的基础上的。
疫情比战争的破坏力大多了，每轮疫情造成的重病患者数量都很多，医生无论怎么透支自己也无法满足全部的社会需求。而医生和护士们也都是人，也需要休息。药品匮乏也让医生们失去了应对疾病的武器，不止中国存在药品供应不上的问题，疫情高峰，美国和新加坡的退热药照样紧缺。
我在瑞士和澳洲的朋友，感染新冠和出现新冠后遗症后，都只能自己在家里硬扛，无法就医，因为预约医生的时间太难了。香港前段时间的数据显示，现在按照正常程序预约医生进行常规就诊，需要等待一两年的时间。有些晚期癌症患者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就医，还没等到见医生，就先去世了。
我们在过去三年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和现在放开后，都出现了不少因为无法及时就诊而去世的病例，这是个时代问题，无人能解决。渺小的人类在自然灾难前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我们目前只不过是正处在这样的时刻而已。
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分配医疗资源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无论如何分配都谈不上公平公正，总会有许多人因为缺少医疗资源而缩短寿命。因为一个常规的社会不可能，也没有财力去培养足够支撑传染病流行期的医疗需求的医护人员。放眼历史，任何一个传染病流行时期，医护人员都是紧缺的。而且通常传染病流行时期，最容易被传染病致病或致死的首先就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感染。所以每轮疫情高峰期，医院都面临着大量减员的情况。
能够解决这个医学伦理问题的或许只有时间，只有等传染病浪潮过后，社会才能真正的恢复正常，过去我们提倡的医学伦理也才能恢复过来。现在谈既有高质量又能人性化的医疗，实在是一种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