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间。佛曰：善哉！子知道矣。
上周日下午，我终于抽出了一点时间骑行到玉泉山脚下的玉东郊野公园。这是自2022年11月1日后，我第一次外出运动。从去年11月份开始，工作一日比一日忙，疫情高峰、重症高峰，每一个高峰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公园的湖面上和公园外的河道上，到处都是在冰上娱乐的大人和孩子。对许多人来说，生活已恢复正常。路上的纸钱明显比以前多了不少，也有许多人在这个冬天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医院里挤满了病人，重症病人多到吓人。许多在感染之初症状不严重的病人因疏忽大意而病情加重，陆陆续续到医院就医。还有大量的轻症肺炎患者因为医疗挤兑而无法住院治疗。医护人员大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带病工作，病人的问题很棘手。我们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咳嗽声都是此起彼伏。
一呼一吸接不上，就又多了一个逝者。我的父亲已经不住村里，而是在县城和我妹妹一家住在一起。所以村里最近的情况他不大了解，只知道昨天村里有个老年淋巴瘤患者去世了。我以前的文章还提到过这个人，他很乐观，上次我回村，还在田间地头与他聊过家常。他虽命大，逃过淋巴瘤的魔爪，但终究没能扛住新冠的打击。
癌症患者是新冠致死的高危人群，我治疗的癌症患者感染新冠后，很多出现了严重状况。我和他们彼此守护多年，在这样的时刻，肯定是要为他们的生命站岗的。任何在这个时代背离自己的患者，临阵脱逃的医者都不会再得到患者和患者家属们的信任。
我也很想休息，但无论是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都不能放下我的老患者们不管，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甚至连偷偷地到公园里溜达这一次，也会让我心中有负罪感。实际上这次出来一路上仍是咨询不断，经常得停下来回复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咨询。
我很希望这一切都能早日恢复正常，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在工作之余，骑行、种菜、读书、玩乐器。但可能这个愿望不好实现，看着国外的医护人员纷纷因为过度疲劳而罢工，我心有戚戚焉。他们在过去三年遭遇的一切，我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要遭遇。仅这第一波感染者中8%的肺炎患者中转为慢性呼吸道疾病者，就足够医生们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都有得忙的。
我在这段日子里经常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汉代的张仲景，另一个是金元时期的李东垣。
张仲景生活在建安年间，和曹操、曹植、曹丕等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那是个动荡不安、瘟疫横行的时代。他的宗族二百余人，在十年的时间里，有约三分之二的成员死于瘟疫。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今天的某个只有二百余人的小村庄里，十年时间里死去一百三四十人，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都对那个年代的瘟疫有过令人不忍卒读的描述。
曹操在《蒿里行》中这样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场面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曹植如是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念及故人，也是悲凉凄惨：“闻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故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字仲宣）在《七哀诗》中这样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可见当时瘟疫严重到何种程度，这十年的瘟疫对张仲景的触动很大。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成了一部医学名著，这本书就是《伤寒论》，是后世学中医者必读的四大经典名著之一。令人吃惊的是，《伤寒论》中记载的方子在今天的这场瘟疫中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用这些方子解决了许多患者的问题。
李东垣生活在宋、金、元混战的年代，那个时代，战乱和瘟疫夹杂在一起，生灵涂炭。李东垣所目睹的惨状，不亚于张仲景的所闻所见。
李东垣在其著作《内外伤辨惑论》中说：“向者壬辰改元（公元1232年），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
李东垣所说的这场瘟疫，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汴京大疫。《金史 · 哀宗本纪》如此记载这次大瘟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仅当时的首都汴京一座城市就死亡上百万人，当时都城内不得病的人，万无一二。可见这场瘟疫比我们今天遭遇的新冠厉害多了。
李东垣也痛定思痛，把他的临床经验整理了出来，写成了《内外伤辨惑论》一书。李东垣在这本书中记载的许多方剂是他自己首创的，这些方剂对救治长新冠患者，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可以这样说，《伤寒论》诸方对感染期的患者有很大的帮助，《内外伤辨惑论》诸方则对虽在新冠疫情中幸存下来，但却留下了许多后遗症的长新冠患者有很大的帮助。
这并不奇怪，张仲景所记录的主要是感染期抢救病人的经验，而李东垣所记录的主要是疫情过后，帮助都城里的幸存者们康复的治疗经验，所以二者各有侧重。
张仲景和李东垣都是在瘟疫时代成长起来的临床大家，二人皆为出类拔萃的医者。他们的实践经验是在无数病人身上摸索出来的，经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瘟疫，没有大量的病人带来的临床实践机会，是成就不了这样的医学巨著的。
瘟疫对医生们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面临的几乎都是新问题。每次瘟疫都令人猝不及防，病人数量多到令医护人员难以忍受的程度。很多医生在瘟疫中或死亡，或留下严重的病根子。
当代温病大家赵绍琴的父亲赵文魁医生，生前曾是清代最后一位太医院院正（相当于今天的卫健委主任），他就是在瘟疫时期救治病人累死的。
张仲景在瘟疫中有没有积劳成疾？我们不清楚，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幸运的无后遗症者。李东垣则肯定积劳成疾了，他在《脾胃论》的“远欲”这一节中这样说：“残躯六十有五，耳目半失于视听，百脉沸腾而烦心，身如众脉漂流，瞑目则魂如浪去，神气衰于前日”。读这段文字，令人不由自主的神伤，李东垣晚年是很抑郁的。
他在《脾胃论》“摄养”这一节中说：“如衣薄而气短，则添衣，于无风处居止。气尚短，则以沸汤一碗熏其口鼻，即不短也。”
把这两段文字结合来看，我们不难猜想到，李东垣晚年饱受慢性呼吸道疾病折磨，经常短气、乏力、耳鸣、耳聋、脑鸣，甚至需要用沸腾的热水熏口鼻来缓解呼吸困难。
用沸腾的热水熏口鼻可能是人类医学史上最早的雾化治疗的记载，这种办法只怕是李东垣本人长期与顽疾斗争的经验。他在汴京大疫中既留下了后遗症，也因为病人太多而积劳成疾，以至于才六十五岁就衰弱至此，整个晚年都不得不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
东垣学说的不足之处也在这两段文字中有所体现。从东垣自己的症状来看，他后半辈子都存在肺气不宣、肺燥的问题，他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世有人批评他过度使用温燥药，导致肺阴虚，此言有一定的道理。
明代医家汪绮石在《理虚元鉴》中提出，治疗虚损性疾病，应兼顾肺、脾、肾。故其在健脾益肾的同时，又常以麦冬、天冬等甘寒育阴之品以补肺阴、润肺燥，其学说又较东垣更进一步。
瘟疫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屡次与瘟疫作斗争，我们从未真正的战胜过微生物。一次又一次，人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都是以惨无人道的死伤结束瘟疫。
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法则，既现实又残酷。每轮瘟疫都会淘汰一批人，剩存者也饱受瘟疫后遗症折磨。直到我们经过数代甚至十数代、数十代的进化，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找到最优解，逐渐对新病菌产生适应性为止。
在我们人类的基因库中，有一千多种基因都是病毒片段。这意味着我们最少遭遇过一千多次病毒的袭击，最后这些病毒改造了我们的基因组。我们也驯化了病毒，最终真正的与之共存，二者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冠病毒也会在我们的基因组中留下类似的痕迹。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说，一切由微生物说了算，我们在微生物面前的力量是有限的。
人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有病是常态，无病很稀罕，我们要学会与疾病共存。我已经与慢性呼吸道疾病共存了二十多年，我上高一时，就患过一次肺炎，从此只要一劳累就会咳嗽。
全世界约有15%的人与我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一辈子都在为不可能治愈的咳喘折磨着。我们只能想办法适应它，与它共存，尽量避免咳喘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情绪。
不用怀疑，新冠在杀死一批人的同时，也会导致另一批人加入到我们这个慢性咳喘性疾病患者大本营中，从此告别自由而通畅的呼吸。
我渐渐地接受了现实，适应了慢性咳喘性疾病，通过运动、休息和一些简单的热疗法来缓解它，就像李东垣经常用沸腾的热水熏自己的口鼻一样。
久病成良医，每个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最终都可能会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一套经验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也会像我一样，因病而走上学医和行医之路，自救的同时也救治他人。
慢慢的学会面对它，接纳它，解决它，不能完全解决时就放下它——棘手问题大多只能部分解决，不要追求十全十美，生命是一种不完美的存在。
我希望在疾病面前，我们仍然能阳光地活完这一辈子，好好享受生命。毕竟人生只有这一次，很宝贵，我们不应该就这样被疾病打垮。
相信我，肺这种器官稳居胸腔之中，受骨骼与肌肉组织保护，没那么容易被咳出来。而且从我二十多年的与咳喘斗争的经历来看，只要避免劳累和风寒，坚持有汗运动，我们会有许多时候完全不咳，和正常人无异。由于保养得当，我过去甚至连续十多年都没怎么咳嗽，以至于我一度怀疑自己痊愈了。
过了这波高峰，我必定还会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的郊野飞驰，到大自然中去寻求我的快乐！或者，用我拙劣的琴技，弹奏《仙翁操》《汉宫秋月》给我自己听——鄙友有言，学音乐最应该学的是古琴，因为在所有的乐器中，只有古琴几乎完全是自娱自乐用的，只用取悦自己，不用讨好别人。
好一个只用取悦自己，不用讨好别人。当我们被疾病纠缠，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消耗自己时，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会让我们活得更轻松，独处亦能让我们更能集中注意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所有的失去也都同时会给我们带来些许收获，正如老子所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