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疾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摘自威廉 • H •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

很多人在哀叹过去三年的艰难岁月，我从史料记载中整理过瘟疫史，未见过一个大瘟疫时代少于百年，三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序幕而已。历史上的大瘟疫来袭，常见的后果是十室九空、哀鸿遍野。

以现代科学技术条件，这样的惨剧应该不会再发生，但旷日持久的瘟疫对社会生产力的冲击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会是深重的。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生产率达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两千多万人要靠借钱度日，法国人最近也把超市抢购一空去囤物资，受通胀和日元贬值影响的日本人现在连最爱吃的荞麦面也不敢多吃，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后全球饥饿人口近2亿，我国第二季度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病毒在流行过程中，通常会与其他病毒进行基因重组，形成嵌合病毒，新的嵌合病毒会不断突破免疫系统，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感染潮。今年夏秋季节，新一波的疫情或会再次席卷全球，第四季度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将会再达到一个高峰。由于我们的防疫政策，我们受到的冲击通常会滞后一个季度左右。

从传染病学角度来看，人口数超过50万的城市都是培育传染病的温床。一种新的传染病只要在这样的人口中心出现，若未能在早期及时发现并阻止住，就很难再被遏制住，很容易成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

19世纪初全世界人口总数只有10亿左右，超过50万的城市只有10个左右。如今全球人口总数多达78亿，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有18个，东京人口甚至接近4000万人，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多得难以计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面临过的局面，传染病大流行的风险之高也是空前的。

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对人类科学技术充满了信心，疫情前就连医学教科书都说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在人类死亡因素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我们在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如今我们为自己的这种自大和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若时间能倒退，很多国家只要把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十分之一投入到预防传染病上，新冠疫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单从病毒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病毒。它是一种经常变异的RNA病毒，目前已经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哺乳动物中流行。它能不断地嵌合广泛的存在于哺乳动物界的其他病毒的基因，形成新的变种病毒，并在不同的物种间反复跳跃。未来它将如何变异，我们还不能预测。

的确，它有可能变异得毒性越来越弱，但从人类的瘟疫史来看，也并非每次大流行都遵循这样的规律。汉代末年、元代末年和明代末年的瘟疫一波接着一波，致死率都非常高，旷日持久的瘟疫导致有些地方的人口减少了80%以上。中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的时候，也是一波接着一波，造成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亡。这种病死率与《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记载的其宗族在十年内因为瘟疫造成的死亡率差不多，张仲景宗族二百多人，不到十年便死了三分之二。

若最终因为新冠病毒这个导火索导致全球人口在未来的百年内减少三分之二以上，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不过时，过度繁衍导致人口过剩，瘟疫和战争就会削减人口，人们也会自动降低生育意愿。78亿人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养得活，我们的人口最少要削减一半才能与资源环境相平衡。

我们常说世界上曾经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的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他的古文明都已灭绝了，灭绝的原因不外乎瘟疫、战争和天灾等，其中瘟疫的杀伤力最强。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把天花病毒带到了从未流行过天花病毒的美洲大陆，大量的印地安人死于瘟疫，这比任何武器都可怕。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都是全球的人口中心之一，我国历史上的瘟疫也是多得数不胜数。甚至许多在历史上流行于全球的瘟疫都是发源于我国的，我国也是世界上四大瘟疫发源地之一。原因无他，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生物多样性丰富，所以很容易发生病菌跨物种传播事件，成为传染病的发源地。那么我们华夏民族为什么能逃过瘟疫，延续至今呢？这可能与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瘟疫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是勤俭持家的典范，有居安思危意识，中国人喜欢储蓄是世界上有名的。中国人也比其他民族更自律，更有家族意识和集体意识。个人主义在中国不大有市场，欧美文化输入中国已经多年，但是在欧美泛滥成灾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仍未能生根。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瘟疫的影响，中国在历史上屡次遭受瘟疫的袭击，但最终我们的香火都能延续下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大瘟疫来袭，人们只有靠群体自律和团结互助才能避免种族灭绝的命运。在群体自律和团结互助方面，全世界各民族中，无有出我华夏民族之右者。

虽然，中国人的这种群体自律和团结互助精神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人就对中国人的顺从极为不满，批判其为奴性，让独裁者有了可乘之机；崇尚消费的现代人也对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极为不满，批判其为小农意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一场瘟疫袭来，我们便能领略到集体意识和未雨绸缪的储蓄习惯的好处了。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多灾多难的华夏儿女的潜意识中就有预防灾难的文化基因存在。

在大自然面前，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类从非洲大草原走出，一路上与无数的困难作斗争，发展至今天，靠的正是群体协作能力，任何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都无法拯救人类。科学技术如果不与人类的群体协作能力和自律精神相结合，对改善人类的福祉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我可以大胆的想象在未来的百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将会因为旷日持久的瘟疫变得与现在大不一样。虽然现在全球各民族吵成一锅粥，但最终我们还是会共同携手对抗传染病，因为传染病的属性决定了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人类的人口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新生儿数量会一直递减到人口数量达到一个新的拐点为止——当人类生存不再如此艰难时，人们才会有意愿多生。一轮又一轮的传染病也会淘汰掉许多警觉性和自律性差的同胞，未来的文明程度会比现在更高。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也会越来越发达，城市建设会越来越合理，不会再像现在这么拥挤。

就个人而言，只有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预期，在储蓄与消费主义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提高警觉性和自律性，我们才能在接踵而至的传染病潮中生存下去。任何寄望于传染病彻底消失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对大自然适度的畏惧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因为危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没有谁可以生活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之中。

只有群体和个体都行动起来，我们才能减少在可怕的瘟疫中死亡的人数，通过自然死亡和少子化来削减人口总比靠战争和瘟疫来削减人口更能令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