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暖，科学家们观察到一些动物正在迁徙到较为凉爽的地区，气温持续上升迫使热带森林里的动物们寻找新的家园，它们与其他物种的首次接触将大大提高人类感染新病毒，进而引发另一场大流行的风险。

根据《自然》期刊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至少1万种病毒可能跨物种传染给人类。该研究还预测，到2070年，累积发生的跨物种病毒传播新实例将至少达到1万5000起。该项研究在五年内观察了3139种哺乳动物，用模型推测它们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的迁徙，并分析其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人口中心面临较高的发生瘟疫的风险，瘟疫一旦在这些人口中心出现，将会迅速向全球传播。

另一项最近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则显示，到2300年由于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海洋生物将会大量死亡。若继续按照目前的暖化速度，全球温度将在世纪末上升4.9摄氏度并持续上升，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将经历与二叠纪末的“大死亡”相当的大规模灭绝。

如果我们在大历史观下来看待我们当下的地球人类，我们将会明白我们正走进了一个长瘟疫时代。这意味着瘟疫将会一波接着一波，每间隔数年或十多年出现一波，或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历史上曾经有多次类似的长瘟疫时代，比如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就持续发生了一百多年的瘟疫。

通常的规律都是人类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之后，人口会急剧暴涨。随着人口的暴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病菌的跨物种传播变得越来越频繁，瘟疫也就因此而频繁发生。瘟疫肆虐一段时间后，人类因为瘟疫以及由瘟疫导致的战争和混乱造成的死亡率飙升。在这样的灾难模式下，人类的生育意愿会下降——现在是通过医学方法避孕或堕胎，过去不但堕胎，还存在杀婴现象（苏轼就记载了当时的黄州人因为养不活过多的人口而杀婴的现象），人口总数将会大幅度削减，人与自然又能达成一种新的生态平衡。

文明的车轮并不是一直向前的，有时候我们发展的道路会崎岖不平，历史经常开倒车，同样的灾难会不断的轮回。从根源上来说，所有生物的基因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殖，各种生物一直都在不断地抢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有时众生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时则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大自然会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断调整这种不平衡。所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们的命运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盛世不常在，顺境也不常在。我们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大的历史趋势，取决于我们在历史的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无论是人类的祖先还是今天抑或未来的人类，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都会不断的面临挑战。

与蒙昧时代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许多，我们不再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对瘟疫一无所知。尽管阴谋论者也总在制造各种混淆视听的谬论，但大多数头脑正常并具备基本科学常识的人还是会知道瘟疫发生的原因的。

眼下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在科学昌明发达时代经历的第一个长瘟疫时代，我们比古人多了许多应对瘟疫的工具。

病毒学家可以监测病毒流行的趋势，通过对前哨人员的监控，人类能够及时发现瘟疫发生的迹象，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过遗憾的是人类过去并没有特别重视科学家们的警告，也没有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当有限。由于全球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贫困落后的人口中心仍然会缺乏相应的疫情监测系统。

病原体和免疫学的发展也让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应对大流行的工具，比如疫苗和抗体药物，所以一旦瘟疫发生，我们并不会像古人那样束手无策。我们的公共卫生手段也比过去先进一些，能够通过现代技术实现迅速检疫和隔离染疫人口，以此来遏制瘟疫的迅速蔓延。

但最终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也可能会延长一个长瘟疫时代的时长，只是不愿意束手待毙的人类肯定不会在瘟疫面前束手就擒，而是会在搏斗中摸索更好的与瘟疫斗争的方法和经验。我对“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都持包容的态度，我觉得当下我们经历的一切还只是这个长瘟疫时代的序幕，未来我们在这个长瘟疫时代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眼下摸索的任何一种抗疫方式，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长瘟疫时代派上用场，时间将会对一切给出更公正的评价。

中国的医学家们和历史学家、文学家们对长瘟疫时代的记录很翔实，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以及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医学家们的著作中，都有大量描述长瘟疫时代的社会现象的文字。就连道教全真派的著名道士丘处机的诗歌中也有长瘟疫时代的印记。我们从那些哀伤和惨不忍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历朝历代所经历的长瘟疫时代是多么的困苦，汉代末年的医圣张仲景说他的宗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大瘟疫，建安七子的诗词中动辄可见尸横遍野的景象，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则更是直接导致建安七子死亡过半。金元时期的连续不断的大瘟疫让成吉思汗不得不停止战争，明代持续上百年的瘟疫也导致十室九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长瘟疫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的波谷，每种动物都会经历这样的长瘟疫时代，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为大小年。但是唯有人类是有思维和情感，并能用语言来记录我们自身遭遇的物种，我们的悲欢是有群体记忆的。

有一些同胞会在长瘟疫时代被淘汰，一波又一波的瘟疫就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总会冲走一部分人。由血缘和地域关系组成的不同的人类群体会探索不同的求生模式，这些求生模式不一定会受到群体内的每个成员的欢迎，但是每种求生模式都会得到很多有共同需求的人的支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在长瘟疫时代这种冲突可能会比以往更激烈，冲突本身又会造成部分新的悲剧。悲剧是我们在长瘟疫时代耳熟能详的词，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有悲剧发生。

我不觉得长瘟疫时代会有最优解，任何一种抗疫方案都应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弊端，减少对民生的伤害，减少对人类情感的践踏，以减轻人类在长瘟疫时代的痛苦感受。最终大自然会以一种超越人类情感的方式来为我们找到一个最优解，大自然不会顾及我们人类的喜怒哀乐，大自然是无情的，它只执行它内在的规则——它要削减人口，以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它会不择手段。

生在这样一个长瘟疫时代，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对大的历史趋势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调整自己的人生预期去适应它。度过这个长瘟疫时代的最温和的办法莫过于人类整体采取少子化的策略，在未来百年逐渐减少我们这个群体的规模，莫让悲剧来得太惨烈。

我认为大多数人在本能上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全球各国的新出生人口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若从大历史的视角而非以经济学家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这种人口总数下降的趋势，我们不难知道这是减少悲剧的最好选择——与其让我们的后代被瘟疫和战争虐杀，莫若我们自愿少生。

有时我会为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这样壮观的宗教工程感到震撼，我也会去思考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了人类克服巨大的困难，锲而不舍的完成这样宏大的工程。我想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死亡实在太过惨烈，以至于人们对宗教的需求空前高涨，这导致了社会大众有巨大的热情去完成这样宏伟的​工程。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再需要这样的宗教工程来安抚自己的内心，因为科学已经战胜了宗教，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我们​对内心安宁的需求，却与古人并无二致，那么今天我们又靠什么来安抚我们的内心呢？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