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为知识所指引的人生。

——哲学家罗素

2002年，我23岁，在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一个与“资源-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项目中任主笔和统筹，大量阅读与气候变化、森林和湿地保护、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能源危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相关的文献。经常往各个部委跑，开会，要资料，要数据。

2004年，我25岁，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报告，同时在为央视撰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解说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连续三年多从事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与许多学者和官员交流合作，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全面信息。我这样的“笔杆子”在体制内是稀缺人才，很多人想提携我作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替他们撰写各种文章和材料，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二十多岁时精力旺盛，记忆力很好。当时我做的项目是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做，我是这上百人中的“文献数据中心”。我快速阅读了半屋子的文献，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系统化和条理化，大家要想了解某方面的全面信息都会来问我，因为在那个团体里，我的知识结构最全面，记忆力也最好，我们团队的组织者常常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用。我还负责搭建整个框架，撰写大部分的稿件。

我记得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有数据显示养活当时的全球人口需要一个半地球——如今起码需要两个地球；还有数据显示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导致我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

2022年我43岁，度过了我在北京20余年来见过的第一个昆玉河不结冰的冬季。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样的异常让我预感到今年的气候灾害将比去年多很多。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的“清零政策”也将不得不面临终究会放弃的局面，到时候社会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核战争的阴云也笼罩在全人类头上了。

这几年的悲剧性事件会前所未有的多，但这只会是开始，人类或将经历一个长达百年的人口递减过程。只有留下现在一半左右的人口，才能达到与环境和资源和谐相处的条件。未来，战争、瘟疫、灾难以及少子化将结合在一起，使人类人口逐渐递减至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水平。

百年在进化史上只是弹指一瞬间，生物学上的大小年规律告诉我们，当一种生物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后，这种生物就将迎来一个数量锐减的“小年”。如今全球各种战争、灾难与瘟疫，以及年轻人被内卷得拒绝生育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生物学内在的大小年规律使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到的这种理论，我们乡下人常常用直白的话这样来说：人太多了，天要收走一部分人。

我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水域看那里多得数不胜数的鱼拼命抢食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的人类其实也很像那密密麻麻的鱼，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尔虞我诈者有之，大声喧哗者有之，大打出手者有之。贪婪者占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生存资源仍不收手，弱势群体饥寒交迫。人们焦虑不安，互相仇视，缺乏友爱之情。我们不能怪鱼缺乏仁爱之心，在“荷塘月色“那鱼挤鱼的水域里，食物是稀缺资源，鱼只能凭本能去抢夺生存资源。人在本质上也如此，只是每种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指向战胜人的本性，用爱来代替仇恨，避免恶性竞争。

爱既多又稀缺，因为大多数的爱仅限于口头表达，并不走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已泛滥成灾，随之而来的性病也如此，但爱却很宝贵。执所爱之人之手与其共享每一刻美好的时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与子偕老”就要看运气了，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的活到老。

我在中年时期见证了自己二十年前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人类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终将引爆生存危机，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我在年轻时接触这种关于人类命运的大课题让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知道这些坏日子终究会到来。鲁迅是弃医从文，而我则是先弃文从商，再弃商从医。我曾做过几年国际贸易，在三十岁前解决了财务自由问题。之后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中，从容不迫地研究医学。

如今我对人生很淡定，因为年轻时该去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所以了无遗憾，不需要再向自己和外界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我现在就像罗索说的那样在爱的激励和知识的指引下活着。

2012年清明节，我在老家陪我母亲晒太阳。我母亲此生最后一次和我畅谈，母亲对我说，儿啊，娘没爱够你！她流露出她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之情，一个多月后她与世长辞。我有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一辈子给我留下的最大遗产是爱的能力。她富有同情心，只要看到别人遭难了就难过，对那些缺乏人照料的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她也肯抚养。

今天我与一个被家人以种种理由放弃的患者家属沟通，他向我阐述了所有的困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管不了病人，只能顺其自然。听完后我默不作声了一会儿，然后对患者家属说：好，从此你家病人就是我的亲人，我来负责治疗和照料他，这责任我来承担。我不觉得多的是负担，我认为多的是一个亲人。我给予这个信赖我的患者爱和关怀，他会同样回报给我爱与关怀。而且多年来由于我的这一作风，我身边的一些好友也自发的和我组成了一个团体，帮扶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

很少有人能理解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的宝贵性，我母亲几乎从来不仇恨任何人，她总是对受难者充满了悲悯之心。我从小受我母亲影响很深，小时候我很难对其他人记恨超过一天，如今则是很难记恨一个人超过一秒。但我乐于不断的给出爱，我也收到了太多的爱的回报。这些爱的回报让我活得特别有力量——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慌张。我的恩师们至今都对我念念不忘，我的同学中大多数还是像当年那样待我很友善，亲友则公认为我可信可交。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所畏惧的。

我不认可任何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价值观，对那些试图用仇恨情绪来同化我的人，我总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和他们浪费口舌。两个出发点截然不同的人是不会有同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很难在精神上进行对话。很多人心中的仇恨使得他们很难安宁，而我则很容易安宁下来，我活在爱与被爱的环境之中自得其乐。仇恨是一种负担，它使人沉重，甚至会扭曲人性。我选择铭记历史，忘记仇恨。铭记历史是为了保持警惕之心，避免悲剧重演；忘记仇恨是为了不成为仇恨的囚徒，避免冤冤相报，一个冤冤相报的人间永无安宁之日。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行医？他们认为我应该去做更大的事业。对这个问题，我统一的回复是当医生让我感到很舒服。实际上医学所提倡的博爱众生，生命至上的原则和我的价值观高度吻合，帮那些信赖我的病人减轻痛苦能让我获得莫大的快乐，救助那些陷入困境中的患者更是让我觉得自己无愧于母亲的教诲。

从小我就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我在学校里看到其他同学被人欺负，不管这事与我有关还是无关，我都会站出来帮助弱者主持公道，哪怕自己会因此而挨揍。其他人大多胆小怕事，与自己利益无关时都会作壁上观，与自己利益有关时则争破头。他们长大后和我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因为各种利益与人起纷争，有时他们会在这些纷争中扭曲人性。而我始终还是坚持儿时的风格，一直都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因为这个个性，我在初中时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高中时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如今在我的患者群体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我心怀不满，这个我并不觉得意外，也不觉得难过，毕竟任何人都无法令这个多元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满意，那些与我们价值观相反的人很讨厌我们。

这个时代确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是不惧怕这些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和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爱建立起牢固的纽带，我们不会放下他们不管，他们也不会在我们受难时袖手旁观。

许多人不发声只是因为自愿或被迫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毕竟我们的言论环境不是那么宽松友好，是被人为操纵的。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认可那些流行的极端言论，我从小就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是他们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勇气，而且他们也形成了一股不容任何人小覤的力量。他们默默地支持和保护着像我这样看似另类的人，把我们而非那些极端主义者当作真正可信赖的朋友。我们的言论环境让那些极端主义者误认为自己好似有许多同伴，但其实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畅所欲言的话，他们将会发现原来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少数派，大家心中对他们的不认可只是不在口头上表达出来而已。

在这种环境下，健康、爱、友谊和知识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知道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每天我还是会骑着车去山脚下锻炼身体，坚持看书学习，坚持爱他人，坚持快乐生活。罗素先生说，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快乐之源。而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团体则一有机缘便会互相倾轧，因为仇恨是一种习惯性情绪，总在折磨人。渡尽劫波爱还在，人间三月仍芬芳。只要有爱在，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爱终能化解一切纷争，爱是最好的救赎。

佛教常讲慈悲，儒家提倡仁爱，道家推崇不争，医学的宗旨则是“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许多人以为自己受传统文化熏陶，热爱儒释道，殊不知只是叶公好龙，既不懂儒释道的精神，也无法知行合一，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

佛教说人要“常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中没有贪婪、嗔怒、仇恨、痴迷、执着、傲慢等不良情绪的人是有福的。慈悲生安宁，智慧驱烦恼。人间已进入多事之秋，瘟疫、灾难、战乱胶结在一起，许多人会意外丧生。活着的每一天有爱相伴，不被疾病、仇恨和烦恼折磨，才是最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