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说，西方哲学是否定的哲学，而东方哲学则是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东方哲学之于西方哲学，就如老人之于青年人，是高一层次的哲学。此一说法非常之令人费解，没有一定的哲学功底简直就不可解。

西方人急于创立新说，屡次重大科学革命，均始于西方。相对而言，东方人看起来很守旧，因此社会制度稳定不变长达两千多年。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是长达数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东方人，尤其中国的汉人，有一种老滑的品质，此品质被视为成熟的标志，为人人所景仰。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将这一品质列为内在的做人标准。因此在中国，老滑的处世哲学大受欢迎。

究竟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好还是坏呢？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统治一切的年代，这种文化常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遭到新时代的菁英份子无情的挞伐。

上世纪初，罗素先生到中国来讲学，亲身感受过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后，极为震撼，因此对东方的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素先生看来，彼时的中国，虽然穷困潦倒，到处挨打，但是中国民间的普罗大众的生活态度，实在令人艳羡。

尤其是在正被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社会呆久了后，乍一到中国，感受着老百姓这种怡然自乐的生活，颇觉执着精神乃是人生的痛苦之源。

罗素先生是西方文化的反省者。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义影响，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的新教兴起，新教 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大行其道，垄断西方精神世界数百年之久，并逐渐因其高势位优势，向全世界各地蔓延，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教徒对于事业的执着精 神，使得西方科学在最近的几百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这种执着的追求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幸福了呢？罗素先生并不以为然。一百多年过后，罗素先生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正在步向他曾极度厌恶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后尘，城镇化和工业化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在大批量的消失。

东方的精神哲学也开始从大众市场走向小众市场，成了学者书斋中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者本人所 过的也不再是传统的读书人所崇尚的质朴生活，他们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混迹于世俗人群中，一面讲授着庄老的哲学，一面走向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所言与 所行严重脱节。以至于真正的精神哲学早已名存实亡，能够令天下人景仰的精神领袖凤毛麟角。

我们走进了一个否定的世界，还没有从这个否定的世界里走出，走向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否定的否定的世界。我们急于创新和批判，但是缺少对这创新和批判本身的批判。我们努力奋斗，但是缺少对奋斗目标的严肃思考。我们竭力向前，但是缺乏对前方的真正的认识。我们一路追寻幸福，可是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

大哲学家叔本华在听到别人提到其思想实为庄子思想的翻版时，极力厘清自己与庄子的种种差异之处，以证自己是创新家。叔本华先生晚年最喜欢做的事情乃是剪报，将各种报端上赞誉自己的报道收集到一起，每天读一遍。从这一点上来说叔本华与庄子的境界相去太远，内心强大的庄子是完全不需要靠这种精神鸦片来麻醉自己的。一代伟人爱因斯坦似乎亦不例外，为证明相对论为其首创而不断辩解。

而中国自古至今不乏佚名氏，很多人避名利如避蛇蝎，《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的著作，而只是秦汉时期的医学思想的汇总。号称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亦非真正的华佗著作。考古学也已证明《道德经》亦非老子时代的作品，更应像是后人的托名之作。

这样的人生态度大相迥异。谁更幸福呢？我认为是秉承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中国人。其超然物外的胸怀，乃是在否定人世规则的基础上，顺应自然和生命的选择。顺生这种思想正是整个东方精神哲学的精髓所在。

东方的精神哲学，是深思熟虑的精神哲学，是在全面的权衡生死，权衡名利之后，超乎寻常的淡定 的精神哲学，所以它能够被誉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这样的理性是 比新教徒的理性更高一层次的理性。再过一万年，它仍然是颠仆不灭的真理。

而庄子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思想，实在足以囊括整个宇宙的一切终极真理。在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里，我们一直在追求极限，并以此为豪，沾沾自喜于自我所获得的功名利禄，终身受其束缚。人类的傲慢和愚蠢，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