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段话揭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一些基本规则，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具备非凡的洞察力。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深究的精神，所以生物遗传变异的规则要靠两千年后的孟德尔通过实验和数据统计来揭示。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是一位生物学家和神父，他出生于奥地利帝国西里西亚（今属捷克）海因策道夫村，在布隆（Brunn）(今捷克的布尔诺 )的修道院担任神父，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

孟德尔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他对园艺很在行。1843年10月，他来到了布尔诺修道院，他对修道院的人说，他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但是对知识却充满了渴望，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勤劳本分，他到修道院只是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和​读书学习的地方。修道院接纳了他，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修道院干点杂活儿，到1847年8月6日，他被修道院任命为​神父，在他晚年，他甚至成了修道院的院长。

孟德尔性格温和恭顺，做事循规蹈矩，单调乏味​，修道院里的生活平淡无奇。但是孟德尔自己却在这里默默的做一项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实验，那就是​生物学教材中著名的豌豆实验。和中国古人一样，孟德尔也发现了豌豆在生长的过程存在遗传和变异的现象​，不过与中国古人浅尝则止式的思维不一样的是，神父孟德尔非常具有钻研精神，他希望揭开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秘密。

孟德尔的经历颇为坎坷，他并不愿意当一个神父，更想在布尔诺实验中学当一个科学教师，为此，他还专门在维也纳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但是遗憾的是，孟德尔参加了两次教师资格考试都没有通过。

经受这些挫折的孟德尔并没有放弃他对科学的爱好，他一直在做豌豆实验，他从附近的农场​收集了几十个品系的豌豆进行培育，希望能够筛选出纯种豌豆品系。他在试验过程中列举了七项反映纯育的性状​：1.种子性状（圆粒与皱粒）；2.种子颜色（黄色与绿色​）；3.豌豆花颜色（白色与紫色）​；4.豌豆花位置（茎顶与叶腋）；5.豆荚颜色（绿色与黄色）​；6.豆荚形状（饱满与皱缩）​；7. 植株高度（高茎与矮茎）​。孟德尔发现每种形状至少会出现两种变异体，后来生物学家将控制这些变异体的序列命名为等位基因​，两性繁殖的生物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各继承了一份等位基因，这个我们又叫它“二倍体”。

孟德尔用了七年的时间去研究这些豌豆遗传与变异的规律，他尝试着把不同品系的豌豆进行杂交，再将杂合体继续杂交，​看看这样豌豆杂交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孟德尔耐心的做记录，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杂合体再杂交后，遗传性状出现的概率是四分之一。最后孟德尔揭开了遗传的秘密，发现了来自父本的基因和来自母本的基因​对子代和孙代的影响规律。研究出了生物界广泛存在的显性遗传和隐性遗传规律，为现代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孟德尔一辈子都只是个“民间科学家”，当他拿着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去找当时最有名的一些科学家，请对方看一看时，他遭到了傲慢的学院派科学家们​嗤之以鼻的嘲笑，他们认为孟德尔纯属胡闹。所以他的论文只能发表在影响力很小的一些不知名刊物上，他的经验也只能与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分享。直到孟德尔去世三十年后，孟德尔的研究才被世人重视，​并因此而揭开了遗传学的新篇章。孟德尔对遗传学的贡献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如果没有孟德尔的贡献，像杂交稻之父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是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的。

为什么《晏子春秋》就已经观察到了遗传和变异现象，但是我们的祖先却未能百尺高楼再进一步，像孟德尔这样发现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呢？我想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一现象。黄仁宇先生说，古代中国人缺乏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在我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我们不但缺乏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的意识和能力，同样也缺乏用数目字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我国古人太在意虚无缥缈的悟性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悟性其实只是一种相当低级的思维能力​——悟性和神秘主义相结合不知道误导了多少人，害他们荒废了自己宝贵的一生。悟性只不过是人的直觉力，靠悟性悟出来的东西有对也有错，要验证悟性悟出来的东西的是非对错，需要靠孟德尔的这种“从数目字上去验证”的精神和能力，需要设计严谨的实验，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人悟出来的许多东西经不住数据的考验，人只有反复的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依靠悟性来学习的这种低级思维习惯如果不改变过来，是很难​深入了解自然界的奥秘的。

清代中晚期，我国知识阶层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落后挨打之后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经世致用思想，引进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这种主动求变之举改变了我国几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总有先贤在变革中求生存，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屡经挫折之后，仍然繁衍生息五千年而不衰​，与我们善于吸纳外来文明以为己用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深深的意识到这一点。古代中医对“医者意也”太过在意，对自己的悟性太过自信，缺乏深究的精神和否定自我的勇气，所以中医的整体​水平始终很难得到有效的提高。

宋哲宗患病后，满朝太医和文武百官中对医道稍通者纷纷为皇帝的身体健康想办法，我们至今仍然能从大臣曾布等人的奏折中看到这些记录。宋哲宗也非常谦虚的倾听太医和文武百官们的意见，今天尝试这种思路治疗，明天尝试那种思路治疗，最终二十多岁就死于肺病，​宋哲宗所生的儿女也都夭折了。

我们中有许多人特别怀念古代没有西医，只有中医的时代，认为西医的出现祸国殃民，害了中国人。他们都不怎么认真的去读历史，如果他们读历史书籍，看到皇帝们享受的医疗服务也不过如此，大概不会愿意自己也生活在他们曾无比艳羡的古代。

中医要进步，就要从单纯依靠悟性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从一种初级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用数据来验证古人和自己所悟出来的医理，不断的改进和提高​自己。我们固然需要提升自己的直觉力，但是仅靠直觉力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数据，要对不同的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和风险进行对照研究，要不断的提高​成功率。唯有具备这种深究的精神​，掌握更多的思维工具，方能创出更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