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帝，其他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

在按照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治疗癌症十余年后，我对靠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疗癌症的有效率深感失望。这并不是说这样治疗癌症毫无疗效，而只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目睹到的学院派或民间中医师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的疗效都低得很，我很难再对它建立起信心来。

近年来我开始接触循证医学，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对循证医学的理念很容易接受，而不是像一些对传统文化过度痴迷的中医药研究者那样排斥这种新的医学理念。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尽量以客观研究结果为依据。医生开具处方，制定治疗方案或医疗指南，政府机构作出医疗卫生政策等，都应根据现有的、最好的研究结果来进行。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教授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的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

循证医学是建立在临床数据基础上的一场医学革命，它对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通过大量的数据推翻了许多陈旧的，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是正确，但实际上并非最佳的医疗方案。循证医学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也让医生的职业风险降低了许多。

所以严格来说，循证医学只是一种理念，一种临证思维方法。它不但可以被现代医学借鉴，同样也可以被古老的中医借鉴。中医师在治疗疾病时，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中医方剂和药物进行临床研究，收集临床数据，能够提高治病的疗效和用药的安全性。

我个人近年来一直在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来研究中医药抗癌，获益良多，治疗的成功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我一面大量的阅读文献，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学习中药（现在也渐渐的学习各种其他民族使用的天然药物）与方剂的功效和用法；一面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在这些基础上设计新的药物配伍方案，比较新的用药方案和旧的用药方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的高低。通过比较，就可以不断的产生更优化的用药方案。

举例来说，我前些日子发布了一些治疗肺癌的医案。我在治疗这些肺癌患者时，每隔半个月就会对部分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通过他们反馈的信息来比较调整后的用药方案和调整前的用药方案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副作用更小一点，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数据。

我是根据这些数据来改良自己的配方的。目前我探索出的这种过去我专门用来治疗肺癌的方案不但治疗部分肺癌患者有效，治疗部分胃癌、白血病、淋巴瘤、食道癌、乳腺癌、鼻咽癌患者也有一定的效果。比如，我近期用这一方案治疗​四川的某鼻咽癌已转移的患者，用药六七天后，患者的肿瘤开始变软和缩小。治疗湖北的某白血病患者四五天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开始减轻。治疗某胃癌患者一个疗程，​患者的体重上升，体力恢复。这些医案我有空时会陆续发布，这些患者的疗效表明同样的治疗方案用于不同的患者，可以有重复性的疗效，说明中医药抗癌具有科学性，经得起考验。

从古至今的每一张有效的中医处方都应该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不断的摸索和修改而成的。如果我们深陷在教条主义之中，或停留在前人的成绩上不前行，中医就很难有进步。

孟徳尔做豌豆实验记录了几十万条数据，发现了遗传学定理。如果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数据也有这么丰富的话，没有来由找不出可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所以中医药和循证医学并不冲突，中医人完全可以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癌症非常难治，即便我现在的疗效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仍然不理想，还有很多患者我没有治疗出良好的疗效来。有时看着这些患者的病情进展，我的内心既惭愧又忧急。因为大多数患者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已经是最后一站了，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尽了各种中西医的方法均无效才找到我的，​我的治疗无效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死亡。

我所承受的这种压力一直在逼迫我不断的探索新的可行的方案，与传统中医所重视的“医者意也”相比较，我更相信数据，数据是不会想当然也不会说谎的​。所以我今后固然也会不断的阅读中医经典著作，提升自身的中医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中医药抗癌的研究​。按照循证医学的思想，设计对照实验，寻求更优的用药方案，不断的提升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