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中旬，有位肺癌患者从新疆来找我，这个患者于2017年12月份被确诊为肺癌，确诊后手术和化疗，化疗结束后服用中药。患者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脑梗病史，一直留有后遗症，经常头痛。脑部检查显示脑部有一处几毫米大小的阴影，检查医生每次都在患者的报告单上注明“脑部转移瘤不除外”几个字，患者心惊胆战，非常希望能把这个几毫米大小的病灶消除掉，为此到处找医生。

但是笔者分析了该患者的病情和病史，认为她的脑部病灶是转移瘤的可能性较小，更像是脑梗后遗症。问患者之前的医生是否了解她过去脑梗的病史，患者表示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像笔者一样详细的问过她的既往病史（恕我直言，医学院和医学教材上应该都有详细询问患者既往病史的要求），她自己也没想到需要向医生报告这一病史。

笔者按照中医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些方法给患者用了一些药后，患者头部症状有改变。该患者有个特点，如果头不痛的话就会头晕，但是头痛带来的难受比头晕厉害，而且后来头晕也能够被中药缓解。

不过患者的心理压力较大，每隔两三个月复查一次，脑部病灶一直没有变化——没有缩小也没有长大，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如此。我告诉患者，如果脑部是转移瘤，不会这么久都没有变化的。退一万步说，如果脑部真是转移瘤，控制得这么好也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每次患者检查时，医生写报告都会注明“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患者因此而陷入恐惧之中。言谈中埋怨笔者所用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什么作用都没有发挥，白浪费了她的钱，医院的西医也一再强烈建议患者做伽马刀，把头部的病灶处理了，这些动摇了患者对笔者的信心。

笔者开始的时候抗住了压力，一直让患者一边服用中药一边定期复查观察。到2020年下半年，患者开始情绪不耐烦，言辞中不乏质疑和指责笔者之意，颇希望按照西医的要求去放疗。笔者无奈，只好放弃了自己的主见。但是当2020年10月23日笔者建议患者去找西医放疗时候，患者又希望继续用中医治疗三个月。笔者权衡后，觉得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其西医也强烈的建议她做伽马刀，笔者就不再同意她继续中医治疗了。

孰料2021年1月12日患者女儿告知笔者，其母亲做完脑部伽马刀后，脑部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做完伽马刀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患者女儿近一年多的时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我与她沟通得并不多，她母亲去世后她联系我，向我道谢。

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个患者开始对笔者的依从度很高，笔者给患者的治疗也有效，缓解了她的痛苦。但是后来患者见很长时间脑部的那一几毫米的病灶都没有变化，变得焦虑不安后，对笔者产生了质疑，依从度也变得较差。笔者很担心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后面会发生医患纠纷，所以建议患者遵循西医的建议。

第一次患者女儿是和她母亲一起来找笔者的，笔者和她女儿沟通得并不多。只是她在德国做访问学者，她的母亲在北京焦虑的到处寻找西医专家时，笔者曾经跟她通过微信语音交流过，给了她们母女俩一些建议。现在回忆起来，该患者和她的女儿过去一直对笔者还是很信任的。笔者如果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患者去做伽马刀，安抚患者的情绪，那么这个患者就不会这么快去世。患者女儿是个理工科的大学教师，有非常好的素养，也支持其母亲中医治疗，虽然交流得少，但是她一直都彬彬有礼，其母去世后甚至还不忘向我道谢，对这样的家庭，我不应该有医患纠纷的顾虑。

今天另外一例已经跟诊了一年的乳腺癌患者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该患者肺部有一磨玻璃影，形态规则，该结节有13mm大，从2019年8月到现在，大小和形态一直不曾发生改变。但是每次患者复查时，检查报告上都注明一句：“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给患者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笔者安抚患者，告诉她，一般来说，形态规则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从2019年8月到现在不曾变化，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不要被“转移瘤不除外”这几个字吓住了。我个人觉得有些医生在写检查报告时应该思虑周详些，因为医生写的几个字，对患者来说就像是判决书一样。“转移瘤不除外”是沉甸甸的，下这个结论要慎重，认真对比一下患者屡次的检查报告后，可能就不这样写了。

笔者又将新疆的这位患者的经历讲给了这位乳腺癌患者听，希望她能够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放下内心的这块石头，定期复查观察，没有变化不需要急于处理肺部的这个结节影（有西医已经建议她手术切除）。

类似的情况很常见，有许多患者的检查报告中会有一些在专业人士看来并非什么大问题的问题，但是对患者来说，这种“转移瘤不除外”的结论会导致他们寝食难安。

笔者接触到的这两个患者都被“转移瘤不除外”这六个字吓得够呛，如果“转移瘤不除外”这六个字换成“性质待定”，患者可能会放松很多。而且从这两个患者结节长达一年多没有什么变化来看，这种结节是转移瘤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为什么我们不考虑患者的心理压力因素而继续在检查报告上写“转移瘤不除外”呢？我觉得医生们在照顾患者心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