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任（1768－1831年）是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河东村人，亦名全任，字勋臣。从他的字可以看出他的父母寄望于他能够从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王清任是清代的武庠生（亦即武秀才），后来还捐资得了个千总（武略骑卫）的官衔。他的先祖王凝机是当地的一位名医，王清任小时候一边学武，一边学医，所以长大后颇有胆略，见识过人，且性格光明磊落。

王清任早期在自己家乡行医，后来到北京行医，因为疗效卓著，颇有医名，与皇亲国戚四额驸交好，在四额驸家中住了几十年。因为这些原因，王清任经常被一些高官延请到家中治病。他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中央高干治病的医学专家的级别。

王清任之过人之处在于他极有胆略和求实精神，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有过不少的中医，但是在这两方面能超越王清任的人恐怕还没有。不但过去没有，现在也很少见到王清任这样的勇于求实与创新者。

他到死人堆中去扒拉开人的内脏，以此来研究人体结构，发现了《黄帝内经》和《难经》这些著作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描述大多不正确。他也敢于冒天下之不韪，在他的著作中，他批评被人过度吹捧的医界圣人和经典。因为他的批评有理有据，所以他的著作一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王清任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肚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考，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隔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这段文字详细的描述了他亲自研究人体结构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中医从业者，皆不过人云亦云的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等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古人描述的人体内脏器官的知识而已，在王清任之前几乎没人怀疑过，更没有人亲自去验证这些描述是对是错。王清任在尸体堆中去研究医学，这种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正是我国中医学界最缺乏的。

我国古代曾经有过解剖学，南宋法医宋慈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最早的与解剖学有关的著作。比他更早的是汉代王莽执政时，曾经让人解剖死刑犯的尸体，研究人体结构，不过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一本专门的法医著作，真正涉及人体解剖的知识并不多。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人体脏腑图，才是我国最早的可信的解剖学方面的专业资料。

王清任不但观察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为了匡正古代医学典籍中对人体“水道”的描述之误，还亲自做动物实验：“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铃铛，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铃铛。”

我们中国很缺乏王清任这样的重视实证的中医，有很多的学习中医者迂腐到了和孔乙己差不多的程度。有时古人写了个错别字，他们迷信古人，不敢质疑，居然也能强加解释，讲得头头是道，甚为可笑。

姜春华教授曾讲过一件小事，他说《黄帝内经》中有句“卫气出于下焦”，这话完全的不合情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注释者却也强行解释它是多么的有道理。后来他采取考据的办法去查证，才发现这句话里“下焦”中的“下”是个错别字，这个字本来应该是“上”，“卫气出于上焦”就容易解释多了。我们历代的学习中医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到了连错别字都发现不了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

我与王清任和姜春华教授的性格有点像，我读古代的著作，也特别的有质疑的精神。历代张仲景的传记中都说张仲景曾经预料过“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到四十岁时会眉落而死，用这种传说来神化张仲景。我也采取考据家的方法，用建安时期的文人的文章和信史互相佐证，发现王粲不是因为不肯服用张仲景开的“五石汤”到四十岁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

法国哲学家勒庞写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在这本书中，勒庞专门讨论过群众们热爱“造神”的问题，古往今来的许多大人物，都像张仲景这样的被人造神过。关于这些大人物的生平的许多传说是靠不住的，我们真正要了解他们，要有一定的考据学功底。

我们只有把这些圣人和经典从神坛上拉下来，才能以平常心去批判继承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味否定固然不足取，一味的迷信也不足取。王清任的这种不迷信权威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事业，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清任不但自己是个创新型的医学家，而且还颇有眼光，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他之前的各种医学著作中，只有吴又可的《瘟疫论》才真正的找到了瘟疫的病因——这一点现在已经是被中医学界公认了的常识，但在当时还有很多人骂吴又可离经叛道。

吴又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位创新型中医学家。他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位明代崇祯年间的名医，可以说是最有慧眼的传染病学家，他敏锐的发现了造成瘟疫的不是中医所说的风寒暑湿等所谓的外因，而是有一种特别的可以在人际间传染的东西。只是在他那个时代，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他没法知道他所意识到的“异气”是今天已经成为医学常识的病毒和细菌而已。

现代读者很容易从《流行病学》、《病毒星球》这类著作中了解到这些医学常识。我经常建议年轻的中医专业的医学生们多阅读一些现代医学著作，了解医学常识。我们只有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才能看到从前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落后。我们湖北省有位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教授张梦侬先生去“西学中”班给一些临床西医讲中医课时，不但所讲的中医知识令听众们信服，所讲的西医知识也令听他课的西医师们自叹弗如。这样的老大夫的学问就值得我们钦佩。

我非常遗憾的看到，我们当代的许多年轻人的科学素养和洞察力还达不到王清任和吴又可这样的水平，他们死抱着古人的那些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学说不放，并且孤愤的认为他们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继承者，不肯接受医学的进步。更遑论由他们自己来在医学领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推动医学的进步了。

罗布希 · 邓格利森在《医学史》一书中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个时代医学科学的进步都伴随着当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同进步。然而，这些科学都被打上了神话和迷信的烙印，因此都有各自的不完美之处。”

科学并非万能的，也并非就一定比老祖宗们的经验更宝贵，但是科学有种不断纠错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个民族，一门学问，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纠错的精神的引导下，才能进步。

我推崇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是因为他的求实和创新的精神，而非因为他的观点是最终的真理——王清任本人也没有这样说，恰恰相反的是他在《医林改错》的序言中非常谦虚的说：“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这种承认自己不足，不自以为是的精神，和他的锐意革新的精神一样的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