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往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中国人早在老子和庄子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生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无意义的旅程，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人自己赋予给自己的，而人给自己赋予的种种人生意义，又只不过是人用来作茧自缚的茧而已。所以中国人喜欢通过这样的否定来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解放后的自我便成了一个深切的热爱生命本身，而非热爱附着于生命之上的种种虚荣的人。

中国的另一个和尚，唐代的惠能大师写了一首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用这样的一首偈子来表达他对人生虚无的本质的理解。假如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读到了惠能和尚的这首诗，他可能会感到汗颜——他啰里啰嗦的讲了一部《圆觉经》，要讲的核心思想，惠能和尚只用区区二十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和“无”，会让人顿时轻松许多。不必再为自己的成败得失耿耿于怀，也可以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上自在悠闲的生活。欧美人生下来便接受基督教的使命感的教育，是很难体会到中国人的这种轻松自在的心情的。一百年前他们不懂我们，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懂。

中国清代有个散文家叫刘大櫆，他写了一篇《无斋记》，专门歌颂“无”的好处，他说：“天下之物，无则无忧，而有则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无目，何爱于天下之色？无耳，何爱于天下之声？无鼻无口，何爱于天下之臭味？无心思，则任天下之理乱、是非、得失，吾无与于其间，而吾事毕矣。”他所表达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有提及，只是简洁了许多，老子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

佛教的经典，实在饱受古代印度人行文啰嗦之害。在崇尚简洁之美的中国人看来，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完全可以浓缩成一本薄薄的古诗集，六七岁的孩子们摇头晃脑的背上一两个月就能背完。犯不着“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耗费自己一生的光阴去研究那汗牛充栋的啰嗦重复的佛经。

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简化和诗歌化。中国的古代医学，也被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诗歌化了。《汤头歌诀》和《药性赋》是用诗歌来背诵和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国历朝历代的医学家们都在努力把中医诗歌化，清代的太医院甚至还专门奉朝廷之命，编撰了《医宗金鉴》这部大部头的医学口诀书，把中医学整体诗歌化了。让后世的学中医者们，可以像背诵唐诗宋词一样的背诵中医的理法方药。清代的一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陈修园也编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把中医歌诀化了。枯燥无味的中医被诗化后，记忆起来便没那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强大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我们应该为之感到自豪。我们能把一切复杂而又沉重的东西，都简洁化和轻松化；我们能把这令许多人感到困难重重的人生，过得风淡云轻。我们是一群诗意的栖居者，我们的生活美学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生深入骨髓的洞彻的基础上的达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自由是彻底的精神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自由呢！因为我们不但不再受别人束缚，也不再受自己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