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大名，我是早已经听说过了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读。近来为孩子买书，买了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顺便把史铁生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读了读，读着读着，心中哀恸莫名，读到最后，或许是想起我的母亲也曾经像史铁生一样为疾病所折磨，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虽然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幸，但是从未失去行走的能力，至今仍然矫健有力。史铁生在21岁那年，因为疾病的原因，永远的瘫痪了。瘫痪后的史铁生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便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耗在地坛公园里。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那里思考人生，写作他的小说和文章。

他的母亲因为爱子痛失双腿而饱受煎熬，看着孩子痛苦，担心孩子想不开，却又什么都不好说，只好默默的关注着他。每次他在地坛公园呆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母亲便会去地坛公园找他，有几次找不到他就无比的焦虑。这位慈爱的母亲只活到了49岁，便也因病与世长辞。

史铁生所感受到的人生与一般人所感受到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我所面临的正是无数个史铁生——都是些命运被疾病改写了的人。命运对他们而言，是残酷无情的。

史铁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我二十一岁那年》里，讲述了他和他的病友们在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住院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一个医生来说，简直太熟悉了。病房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对患者们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遭遇疾病后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读完史铁生的《我的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后，我突然心生惭愧。我在反省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在心中问自己：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望来学医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激发我学医的？我有没有在学医和行医的过程中忘记自己的初心？我对病人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同情么？我如今学医和行医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在名利的驱使下继续前行的么？

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很不堪。首都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教育儿子的花费也很高。如果说我现在的工作目的完全没有名利的因素，那是不诚实的。甚至，在部分患者的眼中，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贪婪的医者。很多患者是属于史铁生笔下描述的那种每天被昂贵的医疗费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穷困人群，我曾矢志要为他们提供有温度的不贪婪的医疗服务，但是坦白的说，我做得没有我自己最初期望的那么好。

史铁生的文章使我觉得有点愧对自己的良知。与日俱增的知名度带来的巨大的无效的工作量，繁琐而疲劳的工作，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时的悲观和绝望，都在扭曲我的初心。我也曾对患者不耐烦过，甚至将部分行为失妥的患者拒于门外，对这些行为，我发自内心的忏悔。

疾病把史铁生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折磨得苦不堪言，他在地坛公园打发着自己凄苦的岁月，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着死亡的问题，他抑郁而又深沉的在灵魂深处追问自己活下去有何意义。

我也常年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也在散步的过程中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但是从未体验过史铁生的那种抑郁而又深沉的心境。他把地坛公园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也把紫竹院公园——更确切的说是把与紫竹院公园仅有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当作我的精神家园，紫竹院公园在我心中只是和国家图书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散步的地方而已。

我总在潜意识中觉得，不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医疗事业的医生是可耻的，在行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任何与救死扶伤无关的问题都违背了医生的职业伦理，但我也总在无可避免的考虑着那些可能会危及我与我家人的安全的因素。尤其是每次看到社会上出现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杀害医生的新闻的时候，这种担忧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整个社会普遍对医学的性质缺乏了解，也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学医的有很重的向社会进行医学科普的社会责任。

或许，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思考总是危险的。史铁生的思考令他痛不欲生，我在读完史铁生的文章后，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同样令我感到难堪和痛苦。二十多年前，当我总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思考和写作时，我的老师就对我说：“志远，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或许我老师已经看到了，我在很多问题上对自己太苛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时不时的会因为某些因素的触动，而情不自禁的这样思考。

在因为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向患者收费时，我总有种深深的内疚之情。这是一群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我站在这种救助的前沿阵地上，但是却无法做到免费的为他们提供帮助。从道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医疗服务终极的模式应该是免费的。我们的同类中有一群人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还面临着生命的威胁，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应该对他们施以援手。

但医疗事业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谁来支付医疗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呢？谁来为新药的研发支付研发费用呢？谁来为医生们支付昂贵的学医的费用呢？谁又来为医生的父母和子女们支付生活费和教育费呢？或许，这些问题只有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的文明状态时才能得到更完美的解决。

我曾有幸认识我国医疗界著名的领袖人物林巧稚教授的一位世交的女儿。她对我说，有段时间，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大家都遭遇困难，林大夫却一反常态，突然把自己的诊费标准提得很高。有人问林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为难患者们吗？一生慈爱的林大夫说，如果她不这样做，患者们都来找她，那些小医生们就没有饭碗了，他们没有饭碗，医学事业就后继无人了。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医学事业后继无人是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家族中不乏免费行医的先辈，但是他们的医术都失传了。在我儿时，我的两位叔祖曾经希望把他们的医术传授给子侄辈们，但无一人愿意继承。原因无他，在那个年代，医生行医是一种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一辈子高风亮节，晚上或农闲时免费行医，平时也需要和大家一样农耕或做点小生意谋生。我的一位叔祖是靠卖豆腐维持自己的家计，同时业余行医的。这两位叔祖无一人高寿，都因为劳累过度而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既擅长接骨又擅长针灸的叔祖总是一脸微笑，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提着开水瓶（开水瓶里装的是用于推拿接骨的姜葱水）去他家排队，等他为大家免费接骨疗伤。远近的村民们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是真正的菩萨。从来没有人自觉付费，没人想到我的这位叔祖也需要养家糊口。

他曾经有意将医术传给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跟他学医，只是偶尔去给他打打下手。这位叔祖没有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了，村民们心知肚明，他是累死的。他有四个亲生儿子，还有很多喜欢他的侄子们，没有一个人肯继承他的医术，所以他的医术已经彻底失传了。医生们倘若没有生活上的保障，这份职业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份不人道的职业。

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很多医生的医术失传是因为医生们太保守，但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中，却有亲身的体会，知道中国医术的失传，部分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太过慈悲为怀的医生们的医学事业是难以为继的。我的儿子跟我学过医，但是终究选择了以数学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学医的耻于收医疗服务费——我免费行医许多年（那时我有别的收入），近些年虽然因为已经分身乏术，没有能力再兼职做别的，而不得不收费，但是确实在收费时存在心理负担，学数学的好歹能谋个不用在收报酬时有心理负担的职位。

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们学习我，我希望他们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他们在工作中应该获得合理的报酬，把自己的同情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他们亦将像我一样，在看到《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时深感震撼与羞愧。

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进一步的发展，富裕和文明到人们愿意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建立起一套为所有病人提供免费救助服务的医疗系统来。到那时，或许即便再有史铁生这样的命运悲惨的人，他们心中的伤痛也会轻微许多吧！

我也很感激史铁生先生在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虽然疾病折磨了他，但是他对那些帮助自己战胜死神的医护人员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他也知道他每天的床位费和治疗费需要从他父母的工资里扣，但是他对此表示理解。他甚至因为曾经为他治病的唐大夫因劳累过度而早逝，而伤感不已，史铁生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也为医疗这份本应更善良和美好的事业，却不得不带有多数医生们不愿意看到的，要加大这些命运悲惨的患者们的经济负担的性质而感到无奈和遗憾。杜甫曾在诗歌中发出这样的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也希望人类的文明能够早日进步到可以“大庇天下患者俱欢颜”的时代。建立这样美好的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推卸自己在这其中应负的一份责任，希望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下，人类社会的未来能够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