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简洁，保持理性。

——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怀特海

生物学家赫尔曼 · 穆勒说：“如果你把‘学术生活’看作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那么就不要研究生物学。人类可以通过这门学科来接近生命的奥秘。”赫尔曼 · 穆勒之所以讲这句话，是因为他见证了一群政客（包括希特勒在内）把生物学的优生学理论用来做种族清洗的借口的历史，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科学原来也会如此肮脏。

把赫尔曼 · 穆勒的这段话中的生物学换成医学，也是成立的。在医疗行业实践多年的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伙。我时时以怀特海的八字真言“追求简洁，保持理性”，来提醒自己清醒一些。

我们要力求做一个简单的人，但是永远都要保持理性，要头脑清醒，不要被一些口号麻痹了——比如“医者仁心”和“仁心仁术”这样的口号，很容易成为一些人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的幌子。有些人无休无止的占用医生的时间，一毛不拔，只用这类口号作为报酬，但出了问题马上要追究医生的责任。世界远比我们所追求的“简洁”复杂，如果我们沉湎在被人吹捧的虚荣之中，不能自拔，那么稍有不慎，我们就会栽个大跟头。

世界就像个万花筒，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认识到，众生平等这种理念很好，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信奉这样的理念，坚持众生平等的原则，不能歧视任何一个人。但是对众生一视同仁这种做法很错误，人和人之间差异太大了，一视同仁和大同世界一样，可以作为一种未来的理想去展望，但是在现实中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比如我们无法对杀人犯一视同仁，任由其杀人放火；也无法对希特勒一视同仁，任由其奴役和屠杀无辜的人们。同样，我们也有必要擦亮眼睛，谨慎对待那些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的人。

我相信医生们大多能理解我这段话，因为我们在工作中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些人打心底里就不信任我们，他们以为自己把这种不信任隐藏得很好，但是对一个高年资的医生来说，只用听患者和患者家属开口说几句话，我们便对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程度洞若观火。还有一些人，对医护人员有根深蒂固的仇视心理，如果我们足够敏锐，我们就能从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捕捉到他们的这种心态。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我有个老师给了我一条建议：礼送出门，谢绝再见。下次遇到，高度戒备。

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师，在跟随她学医时，我对她的这条建议不太认同，我秉承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理念，认为自己应该努力去做好与每一个患者的沟通工作。但是在实践中，我认识到我的老师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医疗，比我有经验多了。我自己则有些空想主义，她给我的这条建议可以为我避开许多麻烦。

现在经常有一些伤医的新闻被报道出来，我有时候很纳闷，为什么那些医生们意识不到自己职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风险？为什么他们无法规避这些风险？或许有很多无奈的规则和信念在阻碍他们成为一个“追求简洁，保持理性”的医务工作者，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医生确实不够敏锐。

当患者一再失信时，或当患者的言辞之中，颇无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和信任之意，甚至行为粗鲁无礼之时，我们便应该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或许就是医疗行业中的那15%的棘手患者（根据美国的一些机构统计，医务工作者在现实的医疗工作中遇到的难以理喻的棘手患者约占15%，超过90%的医生在工作中受到过攻击或威胁，这些攻击和威胁几乎全部来自于这15%的棘手患者），提防他们，保护自己。理性防范和歧视患者不是一回事，预防医疗纠纷应该被当作一个技术性而非道德性问题来对待。

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撕裂的，即便是看起来很和谐的社会，也有暗流涌动。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说明我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我以前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医疗工作粉碎了我的完美主义情结。世上没有完美的医疗，医疗天然的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给患者确切的承诺，实际上我们也无法预料自己给患者的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医务工作者始终要有风险意识。风险控制这根弦放松了，就会有麻烦。

我曾与一个在美国行医多年的华裔老医生在饭桌上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他说他行医一辈子，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发生率为零。这是因为他家世代行医，他从小就在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中学会了谨慎和理性。所以虽然他一生为人处事都很崇尚简洁的风格，但是他也始终保持理性。他对我说，我们这些学医的，总在讲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重要，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预防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比处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重要。如果我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重视面子工程，疏于防范，就会出事故。

他的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遭遇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最多只不过遭遇了一些陌生的咨询者泄愤式的谩骂——这是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避免不了的。我希望自己这一生也能像那位华裔老大夫一样，在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方面保持零纪录，努力不突破这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