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自杀，每分钟2人自杀，6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排名第二的死因，仅次于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中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每年新生儿数量在1800-2500万之间，而每年自杀的青少年数量竟已高达10万，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据《人民日报》9月11日报道，近日，我国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该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应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也要纳入情绪状态评估，另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到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

20余年前，笔者上大学时，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会被老师斥责为品德败坏，当时我国在精神卫生领域落后到这种程度。20余年后的今天，抑郁症已经在我国青少年中很普遍，青少年自杀率一再飙升。

社会快节奏的发展，导致的沉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堪重负。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陷入抑郁状态的人更多，基层的社会工作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处理居民的“疫后综合症”。我们学习了很多的知识与技能，但不曾学会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疾病谱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抑郁症已经被列为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造成的医疗负担很重。未来十年会是我国抑郁症爆发的高峰期，据估计，到2030年，抑郁症造成的医疗负担会在各种流行病中位居第一。

不但有很多普通人罹患抑郁症，就连专业的医生们，也有不少罹患抑郁症。抑郁症患者不仅会给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还会导致其他家庭成员精神高度紧张，因为照顾和陪伴抑郁症患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当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红灯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在红灯亮起时停下脚步会更安全。但是遗憾的是，当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重大的社会问题时，没有多少人愿意停下他们的脚步。我国青少年自杀率如此之高，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模式有关。

相关社会调查显示，中国人在精神上高度压抑，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模式遏制人的个性发展。要想改变我国居民抑郁的状态，只能从社会机制上想办法，社会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环境，保持独立，我们不能指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强大到足以摆脱环境影响的心理素质，不能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抑郁症筛查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根子上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要为青少年创造更为宽松的成长条件，为国民提供幸福指数更高的社会环境。

金庸先生在其小说《白马啸西风》的最后，借李文秀之口说了一句话：“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我们无论构建什么样的社会蓝图和人生理想，都应该考虑一下，这是不是大家真正喜欢的。我们的下一代用舍弃生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喜欢”，是对我们为他们所画的蓝图和所作的付出的最大的否定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