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恕教授写过一篇短文《论方证》，这篇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也写出了中医临床治病的关键。胡老说：“中医辨证，不只辨六经八纲，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它们，来辩方药的适应证……。方药的适应证，简称之为方证。某方的适应证，即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辩的正确。不过方证之辩，不似六经八纲简而易知，须于各方的具体证治细玩而熟记之。”

胡老在另一篇文章《论〈伤寒论〉的独特理论体系》中说：“辨证施治，是说明中医以药治病的方法，亦常被称为辨证论治，我以为辨证施治更朴实些。本来嘛，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的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老是中医界少有的清醒者，看到了数千年来中医的流弊。中医陷入玄谈，而且越谈越玄，其根本在于医生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圈，历来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有钱人延医治病，医生想讨好他们，要学会按照儒家士子们的那套行话来谈医论治，讨碗饭吃。久而久之，遂成风气，忘记了中医治病的根本，让近乎玄幻的阴阳五行理论绑架了中医。渐渐使中医越来越脱离实际，按照阴阳五行的逻辑推论，几乎无病不可治，但实际上病哪有那么好治疗的？最后导致很多中医吹的牛皮越来越大，临床疗效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遂使中医显得极为不诚实。

关于这一点，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在日本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也是如此。以至于日本的一些有名的汉方医学家，都不得不同时以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如浅田宗伯这样的汉方医学界的泰斗，也需要靠儒学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因为大家都觉得医术不过是雕虫小技，儒学才伟大。中国古代没有名气的中医，大多要和拨浪鼓的小商小贩一样，摇着串铃穿街走巷，招揽生意。这样的医生俗称铃医，社会地位很低，读书人以沦为铃医为耻。铃医要取信于人，讨碗饭吃，更是要捧儒学的臭脚。

与临床疗效关系最密切的是方证和药证，中医最难学的也是方证和药证。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必须下苦功夫记忆大量的方药学知识。所谓的阴阳五行和六经八纲这些理论，一个聪明点的读书人，学习一个月便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是方证和药证千头万绪，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就需要花费特别多的心血。要在临床中熟练的根据方证和药证治病，则更需要下狠功夫将学和思相结合。

常用的中药有四五百种，还有各种不常用的中草药，共有约17000多种。至于历史上的有疗效的方剂，不下10万种。翻阅一下《中药大辞典》和《中医方剂大辞典》，我们便知道一个中医师要想学全这些药物和方剂的适应证和禁忌症，是不可能的。将来有AI技术的帮助，或可办到，单靠人的大脑来学习和记忆，只能学习到有限的一部分。所以中医师也要现实点，学好某一科的疾病的治疗，记忆该科常用的三五百种中药，一两千种方剂的适应证，就已经了不起了。那些靠一两个月就能速成的阴阳五行理论，只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伪中医。

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从何而来？是圣人们发明的吗？当然不是。黄帝也罢，歧伯也罢，尹伊也罢，神农也罢，都只是古人拉虎皮扯大旗，用来壮自己声势的幌子而已，这些幌子仍然是医生们讨饭糊口的工具。古人将这种现象形象的概括为“借圣人之口立言”。黄帝忙于治国，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医学？诚如胡希恕教授所言，中医的方证和药证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伟大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

中国素来有迷信和崇拜权威的传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喜欢迷信和崇拜权威，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行为，人们不愿意去探索新事物，不愿意自己动脑子去摸索新办法，只愿意活在圣哲们的光环之下。至于这些借圣哲之口说出来的道理是对还是错，已经不重要了。

多数受到中医文化影响的所谓中医粉，也在这种思维中把自己给耽误了。我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开口就问我：“我脾虚，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我上热下寒，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有些患者甚至仗着自己看过几本中医书，以一种高傲的态度和医生谈论自己的病情。我很难与他们一一解释，这种求医问诊的方法非常的愚昧，老老实实的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详尽的将自己的痛苦表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古代，医生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检查设备，只能凭借患者的口述和医生可以进行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手段来判断患者应该用什么药。正因为此，传统医学积累了非常丰富且可靠的“方证”与“药证”数据，这些方证与药证才是中医的精髓，是胡希恕教授所说的“辨证的尖端”。在现代医学尚未发达到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现阶段，传统中医的“方证”和“药证”能够弥补现代医学的不足，可以不必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但是却能解决患者的问题。

比如，假设一个患者向医生诉说自己有“容易出汗、怕风畏寒、头痛”的症状，有经验的医生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这是“桂枝汤证”，直接开出桂枝汤，患者的问题就解决了。医生可能并不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但是运用中医的“方证”，能够成功的解决患者的问题。如果这个患者不这样描述，而是对医生说自己阳虚体弱多汗，那么医生就会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云，也不知道该如何给患者开方用药。

早在汉代，张仲景这样的临床医生就提倡“随证治之”的原则，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在描述“方证”以及某方的禁忌症，出现某种症状应该用什么方子，某类患者不能用什么方子，并强调医生要“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这种方与证丝丝入扣的文字描述，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如果试图脱离方证和药证，将中医治病的原理拔高到哲学思辨的层次上，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也指导不了临床。

比如中风这种病，我们现在知道它是脑血管病变，是因为脑血管出血或脑血管梗塞了。如果抢救及时，脑出血患者用开颅手术引流，脑梗塞患者用溶栓治疗，病人多半能够救过来。但是古代中医是怎么来论述中风的呢？

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说：“凡人风病，非由外中于风，由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所知也。”李东垣说：“阳之气以天之疾风名之，此中风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愤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治法以和脏腑，通经络，便是治风也。”《灵枢经》说：“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

这些解释，虽然其中的一些描述也符合中风这种病的特征，如中风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的多发病等，但是与中风真正的病理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以之指导临床，疗效当然很差。以至于清代名医徐灵胎说当时的医生治疗中风的病人，治一个死一个，无一得生。同样，按照徐灵胎所说，当时的中医对真“噎嗝”（即现在的贲门癌或食管癌）的治疗也是治一个死一个——“百无一生”，这也是因为对“噎嗝”的病理的解释完全错误。

但是以今天的医疗条件，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中风”和“噎嗝”都不会是治一个死一个。因为随着医学的进步，今天的医生们已经认识到了古代的中医典籍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的解释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根据对疾病的新的认识，重新调整治疗思路，疗效已经有较大的进步。

古代中医也有治疗中风的方剂，如小续命汤、侯氏黑散、通关散、开关散、牵正散、大定风珠等。这些方剂各有其适应证和禁忌症，如果严格的按照其适应证和禁忌症来用药，仍然很有效。

所以今人学习中医，应该把重点放在方证与药证的学习上。过去中医强调“理法方药”这个次第，认为“理”最重要，方药为其末。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中医的理有很多是错误的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理法方药的次第来指导临床，疗效很差。反而是按照方证与药证来指导临床，疗效更好。当代的中医工作者有义务去纠正古中医的错误，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找出真正的科学的“理”，而不是固步自封，甚则靠谩骂来维护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