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的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我哥哥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母亲去世时他诵经，将来我父亲百年后估计他还是会诵经，我若死在他前头，他或许也会为我诵经。他自己往生时，最希望得到的可能还是有人在旁边诵经助念，他的期望是大家都能往生佛国。因为有佛教信仰，他对死亡也没有执念。

我缘分浅，虽然我对佛教的研究比我哥哥早，读的佛教书籍比他多，家中也摆有佛教摆件，但是我对佛教始终达不到信仰的程度，成不了他那样虔诚的佛教徒。我一家人虽然各有各的信仰，但是大家求同存异，亲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可见不同信仰的人只要不强迫其他人和自己信仰相同，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有情众生，生死不由我们自己主宰，几乎每个人死亡前都需要有力量支撑我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对他人的信仰还是包容和尊重些好。

我自己死后是不希望有葬礼的，学医后我签署了遗体捐献意向书，我的遗体如果有医用价值，最好是被人拿去用了。如果我儿子一定要为我办葬礼，我希望他把我的骨灰浅浅的埋在树底下，连盒子都不要。这样我的骨灰中的某些成分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树木吸收为营养，我也能成为树木的一部分，又能以“树”这种生命形式回归到大自然中来，不亦乐乎？

我常常劝说部分患者和患者家属不要太纠结于生死问题，按照佛教的“因上尽力，果上随缘”去做是最好的。身体有病了，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尽心尽力去治疗，医疗是个无底洞，并且医生们都心知肚明医疗不是越贵越有效，不必强求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医疗服务。能够留得住生命固然好，实在留不住也不必太执着。太执着于生死，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就过得太悲伤，也太没质量了。

我近期刚读完张大庆教授写的《医学史十五讲》，了解到欧美古代的医生大多是在宗教场所行医的，他们一面为患者治病，一面尽力安抚患者的心灵，同时还要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做死亡教育，让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接受死亡。到了近现代，医学越来越独立为一门只解决人的身体疾病的技术类专业，遂使医疗变得越来越冷漠。而医生们也对患者家属的过度反应很难接受，殊不知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医疗脱离了它本应在的轨道。

张教授在《医学史十五讲》中提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医学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治疗是无效治疗，太多的无效治疗加上冷冰冰的医疗模式，必不可免的会导致患者与患者家属心生不满，这正是现代医疗的症结所在。医疗界为人民治病，医疗界自己的病又该如何治疗呢？

最近的这些年，医疗界开始认识到医学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性学科，强调医生们要接受人文教育，既要学习治疗病人的医术，又要具备对病人进行精神安抚的能力，为病人做好人道主义关怀工作。近年来美国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题目中，心理学知识占了四分之一，可见我们又回到了古人摸索的医疗模式中去了。

十多年前有个热心的患者家属把他家先祖手抄的医书借给我看了看，看完后我问他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抄本，他又把他先祖手抄的佛道两教的经书借给我看了看，内容基本都是民间办丧事时的那些唱诵词。原来他的先祖既是医生，又兼为人做法事。

可见自古至今，医者要治疗的从来都不只有人身体上的疾病，还有人脆弱的灵魂。芸芸众生一辈子只在自己的至亲骨肉去世时才需要直面生死，只有医者天天在直面生死，所以医生是有必要对大众普及死亡教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