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5日，我送父亲离开北京，父亲在北京住了快四个月，这是他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住得最痛苦的一次，所以他执意不惜冒险也要回老家。

父亲在北京，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多数时间禁足在家。一家四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蜗居里，实在很难捱。父亲只能在小客厅里搭张床，比起农村老家宽敞的住房和活动空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差了。

送父亲到北京西站上车时，西站旅客寥寥无几，大多是无法再撑下去的北漂在返乡。我来北京二十年，从未见过西站如此冷清。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我虽然不爱凑热闹，但见它变成这样，心中也很痛。

加上父子俩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甚至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有相聚之日，所以离开西站回家时，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我一直没有买车，也不会开车，以前总喜欢安步当车，过简单生活。在这种高危时刻，不能开车送父亲回去，心中忐忑不安。今年我挺后悔以前没有在北京车牌不紧张时买辆车，如果有辆车，现在就不用让父亲冒着在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坐火车回家了。

2020年，整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很艰难，不止我一家如此。我只恨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迅速结束这场瘟疫，不能让大家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中去。

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病人，前两个月还好点，到这个月越来越多的病人治不起病了。估计从五月份开始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只好拖着，就这么把病拖到了不治的程度。

也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治病中途反悔，我都很理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多了起来。今年很多病人会因为经济问题扛不过去，我个人能力有限，帮不了几个人，实在也是爱莫能助。

身为学医的人，同时又是“既要养父母，又要养妻小”的中年男性，我对今年的不易体会很深刻。大萧条时期，谁都艰难。

流行病学认为最可怕的流行病是那种能杀死大批壮年人的流行病，因为对家庭来说，壮年人的死亡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壮年人是娴熟的劳动力，失去壮年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就被摧毁了。

对我这样的青壮年来说，“正能量”和“负能量”是些被嗤之以鼻的幼稚词汇。我们要解决的是一家老小，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问题——家人赖我们劳动所得生存，还有一些人赖我们缴纳的税收生存。中国禅宗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对青壮年来说，是“一日不作，全家无食”。

所以对这场灾难，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虽然都“不易”，但这“不易”的性质有别。“不易”的众生也撕裂成若干对立的阵营，互相伤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比以前沉默点——因为言语已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工作减少后唯一的好处是多出了不少时间。我从医学角度知道这场瘟疫会影响人类很多年。所以未来数年里会有很多盈余的时间，我干脆做了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准备在这几年的空余时间把自己在中西医学上存在的各种短板补一补，好好读读书。

人没有办法对微生物发脾气，我们祖祖辈辈都活在病原微生物的威胁之下，当它降灾于世时，我们唯一应做的就是避免与它相遇。既然拿它没办法，那就在这充满了噪音和悲伤情绪的世界且行且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