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三槐堂铭》中有句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常被中国人当作楹联，挂在自己的祖宗牌位或者门框上，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家庭却不多。这句楹 联对家庭教育的要求很高，不仅要能给子孙提供良好的知识教育，还要能给子孙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而这道德教育，首先就要求自己能够是一个“忠厚”之人。浊 世之中，又有几人能忠厚到底？

近代中国的伟大人物中，曾国藩是最为人推崇的一个。曾国藩不但做到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更为难得的是，曾国藩创立的家风泽被子孙，直至 今日。曾国藩的后代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但才智超群，事业有成，而且一个个都在道德上堪为楷模。这与曾国藩坚持耕读传家，以身作则，要求子孙后代以勤 俭、忠厚为本有很大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原因，我现阶段经常接触到“传家”出问题的案例。无论是家族中还是朋友圈子里，在“传家”问题上翻船，以至于一辈 子奋斗，到了往下一代传时功亏一篑的都大有人在。虽说古人有“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的垂训，但是我作为旁观者却知道，问题的根源大多还是在那个“大丈夫” 自己身上。

这样的教训让我尤其重视对自己儿子的教育，我不想自己努力奋斗，换来的是儿子不幸的一生。子不教，父之过。儿子今后若是个混蛋，过错一定在我身上；儿子今后无法感知人生的快乐，过错也一定在我的身上；儿子若沾上恶习，若愚昧，过错还是在我的身上。

要把孩子教育好，先要把自己教育好。要儿子不是混蛋，不沾染恶习，不愚昧，且能快乐，自己首先要做到不当混蛋，不沾恶习，不愚昧，知足常乐。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才能真正的教育好孩子。

我出去跟人谈生意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生意就是做人”。我同意这句话，但是却从各种细节中看出说这话的人，大多自己做人一塌糊涂，既无诚信，亦 不知感恩，言行不一致。唐太宗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看到别人言行不一，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言行一致。一反思就令人汗流浃背，别人的过往如何我 不尽知，但我自己的过往却是存在诸多遗憾的。所幸的是，虽有小过，但无大恶。当然，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的过和恶的标准也许在别人那里就不合格。

佛教六度中最重要的一度是“般若”（般若可近似译为“觉悟的智慧”），而般若分三层：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是一个人对人生智慧认识的三个境界。

文字般若，仅仅只是停留在最浅表的言语、文字理解阶层，就是听懂了，看懂了，也能跟人侃侃而谈了。而观照般若则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案例教育”，看到了活生 生的例子，对般若有了深刻的认识；再深一层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一个人因为种种机缘，洞察了人生智慧后，将这智慧融入到自己血液之中，时时处处用这智 慧指导自己的生活，做到了言行一致，做到了孔子所说的“不逾矩”。

很多人一辈子停留在文字般若这个阶段，就止步不前。中国有句古话“三岁小儿能知，八十老翁不能行”，知行合一殊不容易。一些做人的原则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一旦实践就意味着要吃眼前亏。一看吃眼前亏，多数人就不干了。

一个人修炼到哪一层般若，是强求不来的。古代禅师常常引用“语言道断”这句话来形容禅悟之道，这是因为一个人要想进入某种境界，单靠言语理解是行不通的。 只有当自己的认识到位了，碰的壁足够多了，见多识广了，这时候只需要一点暗示，一点指引，就能心领神会。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自然就一切尽在不言中，言语 纯属多余了。

所以佛陀常说，他渡不了众生，众生靠的是自渡。这样的话，当老师的几乎个个有同感，一个学生能学到什么程度，老师是决定不了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学生自己。人生机缘，只不过是催化剂一样，在旁起一个辅助作用而已。

我现在认识到，教育后代，是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孔子说人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在青年时代，心高气傲，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用不着到三四十才而立和不惑，自认为二十岁即可达到而立和不惑。现在来看那时候的自负，就觉得是个笑话。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到一定的年龄阶段，一个人的心智很难真正的成熟。即便少数天才可以早熟一步，但是与之同时，必有隐患藏在其中。拔苗助长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那些速成的绝世武功一样，大多存在致命的缺陷。

如何传家的问题，最后就变成了如何修身，如何克己复礼的问题。与儒家倡导的立言、立功、立德问题归于一个源流了。孔夫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有个门人不 明白孔夫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追问师兄曾子，老夫子讲的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也”。宋明大儒就将这“忠恕”之道发展 为蔚为壮观的“心学”。

据我理解，夫子的忠恕之道，首先是责之于己而非责之于人的道，“忠”字从“中”从“心”，“恕”字从“如”从“心”，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的反省和宽容，所以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

有清一代，儒家因为受到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冲击，开始寻找新出路，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中，最为人倡导的是“内圣外王”的观点。 传统儒家门徒，依然认为一个人只有内心修到了圣人的境界，才可以成就王道，曾国藩是“内圣外王”思想成就的一个最典型的伟大人物。

儒家的这些思想，虽然在治国方面不免落下了人治的弊端，但是在治己方面和治家方面却是成功的。中国社会发展出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儒家“内圣外王”观点的迂 腐，而在于中国向来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跛了一只脚，公共权力成了某一姓某一家的私产。试问如果儒家思想迂腐的话，《圣经》就不迂腐吗？《圣经》影响下的教 徒们，为啥就没有人治的弊端呢？而欧美的总统，就职宣誓时，大多还需要手按《圣经》发誓呢。再好的法律体系，也需要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才能落到实 处。

世界是复杂的，因为组成这个世界的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就从没有停止过利益争夺。如果不加遏制，人性中的种种私欲将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 步。用宗教来克己复礼和用法制来强行约束，尚且不能使人完全的免于为内心的魔鬼驱使，去犯下过错和罪恶，更何况两者皆不顾，任人性恶泛滥成灾呢？

人类社会之所以选择公德和良序为其共同遵循的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乃是从现实需求而来的，因为尚不如此，人类就会自相残杀，难以共存。而既然已经选择了公德和良序作为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那么脱离此游戏规则者就需要付出代价。

赏善罚恶的规则无处不在，除了国家权力机关在履行这一规则，民间社会也在履行这一规则。更要紧的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漫漫人生长途中，乃至我们死后，这一规则都会在发挥作用。虽然它被履行的比例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还是占了绝大部分。

因此一旦我们有了损人利己之举，早晚有一天都会祸及自身乃至祸及后代。一个人做坏蛋，很容易熏陶到自己的孩子也做坏蛋，；一个人有恶习，儿女也可能会继承 他的恶习；假如这孩子不肯做坏蛋，反感这恶习，就难免要与其父母反目成仇。一个人任性，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自己又何尝能安宁片刻？

人的一生绝对不会只是当下的一个片段。虽然我们提倡活在当下，每一刻都应该保持好心情。但是若是为了当下的私欲，为未来种下祸根，那也是佛教所说的“造恶业”之举。而造下恶业，早晚有一天就不得不吞下恶果了。过了某个度，有些帐，迟早都会被清算。

我回顾自己人生的前三十六年，自知有很多“业障”尚未消除，对未来会遭遇的“果报”心中有数，亦能坦然接受。一切既作，不能使不作。一个佛教信徒，对自己 所种的“业”，应该抱的态度是消除而不是躲避。这些年，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找到过去曾伤害过的人，向他们诚恳道歉，如导致他们有损失，会加倍赔偿他们的损 失，这样冤家渐少。但是扪心自问，因为父母常常耳提面命，要求我行善弃恶，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既往所作的事情中，真正称得上奸恶之举的，却也不多。

柴静拍摄《穹顶之下》时说，当她有了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与自己有了关系。我对此感同身受，我儿子今年十岁，如何做一个好父亲而不是一个坏父亲这个 问题，就常常在我脑海之中盘旋。观照我身边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父亲们”，做一个父亲的“般若”，我大体是明白了，希望今后能够将这“文字般若”和“观照般 若”上升到“实相般若”，教出一个好儿子来，同时也建立起好家风，以免有一天会与我见过的前辈们一样，在传家时翻船。

这做父亲的般若，浓缩为八个字，最好的莫过于：厚德载物，诗书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