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盘点一下我自己这一年在医学上的收获。我想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写写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另一部分写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研究的收获。

首先我谈一谈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

过去的这一年，我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多了不少。接触的患者比2018年多了30%左右，所以有机会在几种癌症上进行比之前更深入的探索。但是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大多是屡经其他中西医治疗了很长时间的晚期和终末期患者，所以整体的治疗效果欠佳。

我的治疗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把患者治疗到减瘤或者无瘤状态的成功案例更少，不足10%。对大多数患者治疗仅能达到维持患者带瘤生存，减缓患者肿瘤生长的速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的目的。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按照现阶段的世界医学平均水平，对晚期癌症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我公布这些数据，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患者向我求助时能够正视这一点，不要对我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慎重就医。

我治疗成功了一些癌症患者，在一些癌症群体中，有很多人在以讹传讹的夸大我的疗效，导致部分患者就医时期望值过高，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己发声，不希望各位求医者视我为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抗癌的路上前行和探索，但是可能还是达不到令患者和我自己满意的高有效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探索，人类抗癌事业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前行，为后人铺路。我失败的教训可供后人汲取，成功的经验也可供后人借鉴。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坚持医学科普方面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每天写作一篇文章，全年约写了三百篇文章。我对自己的毅力比较满意，一个中年人能做到我这个样子确实需要非凡的毅力。我能成功的克服惰性，始终写作原创性的科普文章，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即便一个专职的作家，一年写作的文字也未必有我多。

我的儿子上初一时，有一次写作文说他的父亲在他的祖母因病去世后，产生了与鲁迅不一样的想法，觉得治病救人比写作更重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坚持治病救人的同时坚持写作，这是因为我觉得治病救人和写作同等的重要。

我在一个圈子内不断的写作，旨在提高大家对疾病的认识、对医疗的认识和对死亡的认识。随着临床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更深刻。医生不仅有治病救人的责任，也有帮助大家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帮助大家减轻丧亲的痛苦的责任。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所写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医生的工作性质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另外，在这个医患情绪对立严重的时代，也应该有医生像我一样站出来，真实而理性的写出医生们的心声，让社会各界能够听到。增进社会大众对医生和医疗事业的理解，改善医患关系。同时也让执政者们能够看到医生们面临的困境，在医疗改革时考虑医生们的感受，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中国年诊疗量是90亿人次，没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所有人都会受影响。医疗是民生事业，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主题，这四大主题都与医疗息息相关。近十年我国医疗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应该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

而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医生有责任向社会科普，社会大众也有责任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提高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医疗界还有责任采取行业自律措施，摒弃一些破坏医疗环境的同行，净化自我。

这是我不间断的进行医学科普的目的。

2019年我也公布了我的很多经验方，这些经验方是我在临床中有过实际疗效的经验方，虽然这些经验方的疗效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的确帮助了不少患者，我毫无保留的把它们都公之于众了。

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采用我的经验方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我对此很高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会继续探索癌症的治疗，只要有安全性高，效果还算可以的经验方产生，我还是会继续公之于众。

至于一些安全性不高，需要医生密切观察的有风险的方子，我还是会继续监控着使用，不随意公布，避免对一些盲目自救的患者造成误伤。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医者的职责是要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

千百年来中医的过度保守阻碍了中医的发展，终我一生不会有秘方带进棺材，最终我自创的验之有效而又安全性很高的方子，我都会公之于众。

接着我再写一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的研究心得。

作为一个中医药抗癌研究者，我写一些在中医药抗癌方面的医学研究的文字可能大家能理解。但是写一些对医疗体制研究方面的文字，或许就有人不理解。

中国即将进入癌症爆发高峰期，预计将来每三个国民中，便会有一个死于癌症。单纯的靠医生在医术上的研究无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尚需要政府在医疗体制上做进一步的改革，才能更妥善的解决这个几乎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经常的想办法开能让患者从医保里报销的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毕竟癌症患者需要长期的治疗，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所以我对医保政策非常关注。

有再好的医术，没有医保政策的支撑，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还是会因为经济原因中断。所以行医久了，我便不自觉的关注了这些问题，研究我国医疗问题。我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呼吁，呼吁国家在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时，看到我这样一个基层人员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制定医改政策时对我们的呼声有所回应。

我今年明显的感到医保内的药品价格在猛涨，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西黄丸。去年的时候医保定点医院开出的价格还是334一盒（3x10g）的西黄丸，今年涨价到约1200元。常用的复方斑蝥胶囊等抗癌药也在涨价。我国政府一直在喊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但是实际上患者的经济负担在增加，住院时也多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收费项目。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医保资金吃紧。那么医保资金为什么吃紧？

一方面癌症等慢性病的治疗太耗费金钱了，医保资金是有限的。这些大病重病患者，每个人耗费的金钱可能是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挣不回来的，所以多数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只能靠医保基金救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够征收的医保费用很有限。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村青年骂政府每年收他们几百块的新农保医疗保险费，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抢他们的钱。但是一旦他们得病了，他们又觉得医疗部门应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甚至希望自己能消耗掉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资源。

可见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阻力有多大，大多数人都希望全民免费医疗，希望自己不用付出便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免费医疗。很多人怀念几十年前中国的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我是经历过早期的廉价医疗的时代的人，深知我国早期的廉价医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多严重。

举例来说，如今我们注射用的是一次性针头，我小时候注射用的都是共用针头。卫生所里用一个铝制的饭盒煮一煮，就算是给针头消毒了。

今天中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一批人中得乙型肝炎的特别多，很多人的乙肝就是被这么传染上的。

河南驻马店的一些村子，因为卖血补贴家用时，血站采血时用的就是共用针头而导致整个村的人几乎都得了艾滋病。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廉价医疗的年代吗？作为一个被共用针头传染上了乙型肝炎病毒的人，我想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医疗就不寒而栗。

我出生在农村，我小的时候，我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现在有不少90岁以上的老人，70岁的老人在农村大多还种着地，我国居民的人均寿命在大幅度的提升。过去无法抢救过来的脑卒中患者，现在多数能够抢救回来。

所以过去的廉价医疗是以牺牲人的健康和寿命为代价的。那时候的医疗卫生水平很差，现在大家一面希望医疗水平高，一面又希望医疗费用低，这种想法很自私，很有问题。

人的自然寿命只有38岁，现代人在努力将人均寿命延长，可是每延长一岁的人均寿命，需要投入的医疗资源都是巨大的。我们不能一面希望自己活得长，一面希望不用付出。

我国很少有人向医疗卫生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业做捐献，没有多少有钱人肯做医疗研究方面的慈善投入。我国的基础医学研究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医疗设备和药品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需付出高昂的知识产权费。这些都在提高现代医疗的费用。

如果我们要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医保资金吃紧的另一大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领域贪腐横行，有蠹虫们在发病人们的灾难财。

我国政府习惯了家长制管理模式，至今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这也难怪我国公民总是有巨婴心态，希望政府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因为政府已经习惯了大包大揽。

我国药品采取的是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这一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腐败行为产生。过去讲药无十倍不卖，现在比这个更狠。一些常用药品，民营医院采购时几毛钱一支，政府部门集中招标采购时要花费十几块二十几块一支。

而且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还导致大量的安全无效但是利润奇高的药品流入医疗系统，这些药用来治病有疗效才怪。

老百姓钱花得越来越多，病却没有治好，不怨恨医生怨恨谁呢？医生们在医学院里宣誓学医时，打死也想不到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会成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工仔”，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放权一直不肯一放到底，不肯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实际上真正的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数百万医生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竞争，中国医疗反而步入了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如今医疗腐败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腐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腐败，而是数百万医务工作者都跟着在腐败。因为无法体面的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大量的医护工作者不得不被捆绑在这条利益链上，受害的当然是中国的医疗。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几乎没有人在沉潜着做医学研究。​我希望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国老百姓重视这个问题，敢于向政府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督促政府改革。我更希望我们医疗战线上的同仁们，勇敢的站出来，对不合理的制度说不，改变现状。

今年我为自己的一些个人事务到处奔跑时，一度很沮丧想放弃。我的一个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话，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你自己争取的。我因为他的这句话而获益匪浅。

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人，我们自己的权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如果我们坐视不良的体制侵蚀我们的切身利益，那能怨谁呢？

我一直在奋斗，从未止步。在未来，我个人将毫不犹豫的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绝不容任何不合理的机构和人干涉我的自由，侵害我的权益。这个社会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煮了很多人，但是幸运的是，没有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