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癌症患者最终不可避免的会因为癌症而走向死亡。现代人应对死亡的经验越来越缺乏，以至于很多患者家属在患者临终前手忙脚乱，少数患者家属无法接受患者即将离世的现实，仍然不顾一切的抢救患者。

其情可悯，但是行为是不理智的。

病人即将死亡时，有一系列的征兆，看到这些征兆时，家属应该尽量为患者预备好后事，而非一味的抢救。

现代社会里很多人最终是在医院里告别人世的，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也是在“抢救”着。很多亡者的讣告上写着“因病经治无效死亡”，这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并不可取。

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自然规律，理性对待死亡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之一。过去，多数人是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去世的。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习惯把自己亲人最后的几十天交给了医院。以至于大多数患者在人生最后的几十天里，花掉了这辈子医疗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医院的功能本应该是救治病人，但是现在医院的功能在无限拓展，处理丧亡也成了医生的日常工作，这为医患纠纷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据我所知，多数一线临床医生，并不愿意冒着医患纠纷的风险去做临终前的治疗。他们更希望患者家属们能够理性一些，自己去应对患者的死亡，而非让患者家里落个“人财两空”的结局。因为在最后的这种时刻，医生所能做的十分有限。

医院收取昂贵的临终关怀治疗的费用，但是却不能给患者带来多少实际的帮助，患者也不得不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躺在缺乏亲情关怀和人身自由的病房里，这对患者本人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我们的祖先们一直在遵循的病死老死在自己家中的方式。儿孙绕膝，全家人为患者做好最后一刻的准备，有信仰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进行一系列的临终前的仪式。这不但能够陪伴和安抚即将离世的亲人，同样也能陪伴和安抚那些悲伤的家属。

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辈的有几个亲人去世前，家中所有的重要的亲人们都会放下工作，日夜守在老人面前。

村里的老人们会来为我们掌掌眼，帮助判断老人们还有多长时间；妇女们在准备孝布和孝服；小孩子们也会跟着自家的大人们一起，为长辈“守夜”；棺材和寿衣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多数孩子们不会真正的坚持守夜，所以将去世的老人的家中，往往会有很多简易的床铺，供守夜的人轮流打地铺睡觉。

这种共同面对死亡的做法，是我们本地的传统——正如功能-结构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会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借助这样的传统，即将离世者的内心会平静很多，很少有将死之人会因为自己即将死亡而非常痛苦。

他们心中或有不舍，但是却也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且即将到来，他们心中有另一个信念在支撑他们直面死亡。多数人相信死亡不会是最后的归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投胎转世，再遇到自己最爱的人。

我认为这样的死亡，比在医院里怀着对死亡的无限恐惧而奋力挣扎要好很多，尤其是对于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来说，这种死亡既人道又经济。而且也是一次团结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的机会，同时还有给家人做死亡教育的意义。

一般来说，人临终前会有一些特别的征兆，尤其是晚期的癌症患者，他们久经疾病的折磨，身体各器官均已衰竭，这种征兆就更加的明显。

一旦出现这些征兆，我的建议是患者家人们放弃所有的努力，将对患者全部的爱转向为患者预备后事上。

最为常见的征兆是患者从腹式呼吸转为胸式呼吸。患者的呼吸越来越长，那是因为患者身体内的各个器官均已衰竭，这种情况离自然死亡已经不到二十四小时。任何抢救意义都不大，多数学医人在自己的亲人到了这样的时刻，会知道放弃。因为即便采取抢救措施留住患者，患者剩下来的日子也会是在苦苦挣扎中度过。

再就是患者四肢与耳朵等地方开始出现蜡化现象。多数临终者的四肢和耳朵等神经末梢所在地，会在死亡前变为蜡像一样的蜡黄色，因为此时患者的血液循环很不好，所以四肢和耳朵等地方首先会出现蜡化。接着身体体表上会出现一块块的瘀斑，当患者身体上出现瘀斑时，通常，患者的寿命已经只剩下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了。

四肢和脸面的浮肿常常也意味着患者离死亡很近，如果患者已经很消瘦，多次使用过中西医利尿剂和输入白蛋白后，仍然出现四肢和脸面的浮肿现象。一般来说，也意味着他们身体内的积液已经很严重，离自然死亡已经很近，这一阶段的患者，会很容易突然死亡。

突然的神智不清和无法辨认出身边的熟人，或患者出现手在空中乱抓等现象，常常是肝性脑病——亦即我们经常说的肝昏迷的征兆，这类患者通常会在七十二小时内辞世。

腹水患者最后多会因为特别严重的腹胀而离开人世，当患者的腹部青筋暴露时，治疗的意义也已不大。处理腹水的常规办法虽然会短期见效，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突然口鼻流血的终末期患者，多数也是走到了最后时刻。多数的消化道癌症患者，尤其是食管和贲门癌患者，到了最后大多是无法进食，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

癌症患者到了终末期，家人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创造奇迹的终末期癌症患者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患者都需要直面死亡的现实。

我认为到了最后的时刻，重要的不是延长患者的寿命，而是减少患者的痛苦。如果患者饱受折磨而去，患者家属很容易从此陷入抑郁，很多年都无法从悲伤和自责中走出。家属要理性，医生也应该尽量帮助家属建立起应对死亡的心理防御体系。

患者去世后，患者家属在居丧期间需要亲友的支撑。我们国家一些优良的居丧传统正在丢失，比如过去请道士为亡者“做七”。我小的时候，亡者去世后的第一个七天到第七个七天，每隔七天，都会请道士到亡者家中主持一次追悼法会，重要的亲属都会参加。次年的大年初一，全村的人都会去亡者家中拜祭，大年初二，亡者所有的亲属也会去亡者家中拜祭。

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些迷信活动，也是古人发明的非常智慧的帮助亡者的至亲家属一步步的摆脱亡者的死亡带来的巨大的痛苦的方式。

这种“做七”和拜祭的风俗习惯，可以把亡者家族中的力量凝聚起来，帮助他们最亲近的那些人淡化痛苦。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信仰的方式，寄托哀思。这样的措施，能大大的缓解亡者至亲骨肉的悲伤和抑郁的情绪。

现代社会里，大家免掉了这一程序后，亡者的直系亲属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支撑，也失去了一种寄托哀思的途径，以至于很多人在自己至亲去世后，陷入了深度抑郁之中。

现代人际关系的孤岛效应在这种时刻体现得特别明显，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产生的独生子女一代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更加的不知所措。

居丧的前几十天应该有重要亲友的陪伴，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有宗教信仰或许比没有宗教信仰更好，因为起码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一部分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