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称谈艺之“见”曰：“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透则无碍，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

——钱钟书《管锥编》

上乎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吕不韦《吕氏春秋》

歧路亡羊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中医，非常贴切。学中医久了，就会发现中医歧见之多，自相矛盾之处之多，难以胜数。就是同一本《黄帝内经》中，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少。

读书学医，读着读着，就糊涂了。越是博览群书者，越是难以抉择。自古至今，很多中医学家提出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学术见解。这就像走路，前面是一条又一条的岔道口，让人扑朔迷离，不知所措。

东方人历来有厚古薄今的传承，哈佛医学院的阿图·葛文德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见解深刻的学者。他是印度裔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出生在印度，但是在美国行医的外科医生。

葛文德教授在反思东方文化时认为，在东方的农耕文明社会里，子女要从父辈那里继承土地，这一经济上的关键性因素，决定了父权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相当大的威力。

所以，东方农耕文明社会里，敬父敬祖，首先是源自于经济因素的一种传统，久而久之，被发展为一种道德和文化传统。

我认为这种见解基本上是对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世界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三人成虎，当舆论的力量太大时，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了对传统的迷信。

当然，中国历代也都不乏改革者，只是改革总是很艰难的，无论是在社会治理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改革者总是要冒着犯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去面对守旧势力的围攻。

在中医领域内，也是频有改革者出现，他们为古老的中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很多中医改革者，也面临着守旧势力的围攻。

只不过较之于足以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医学领域的改革所引起的反击要温和多了。

总体来说，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中医拥护者。对于业已形成教条的很多中医基础理论，确实难以认同，更加的难以遵守。

我最初是因为自己和我的母亲久病不愈而学医，我母亲患脑溢血和胃癌后，我遍访名医，为她治疗疾病。这两个领域内的中西医名医，能找到的都去找过了。因为医学的局限性，她的很多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并最终因为癌症和脑溢血后遗症去世。

我自己的健康问题，到现在也有一部分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仍然在努力的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年，除了求医问诊，我做得最多的就是阅读文献和四处拜师学医。我的一些亲身经历，让我对自古至今的大多数中医教科书失去了信心。

我想我这一辈子除了为应付考试之外，其他时间都不太可能奉古今中医经典或教科书为圭臬。

比如说，巴豆这类药，历来被列为妊娠绝对禁止使用的药物，但是我随访到的某个祖传治疗产科疾病的中医，却用巴豆这类药来治疗不孕不育症和在产妇胎盘不稳时，用这类药来保胎。其疗效之好，超过了我目前所知的治疗妇产科的不孕不育症的各种中医或者西医专家。

而家父用于治疗急性喉科疾病的办法，迄今为止，尚未有不见效的案例，其治疗方法也完全的抛弃了中医的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辩证论治的传承。

我关注得最多的就是中医抗癌领域。我历年来追访了据患者反馈有抗癌效果的学院派和民间医近百位，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他们的治疗方法和实际疗效。

其中颇有一些抗癌的医者，疗效出色，但是所用的治疗思路和药物，与中医经典和教科书所记载的截然不同。

我曾追访过好多民间中医，他们一辈子用的药不超过三十种，但是他们就用这不足三十种的中药，治疗癌症这种顽疾，也有实际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一些医者，往往在癌症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束手无策，这是他们所学的医学知识太狭隘造成的。

但是他们的临床经验非常宝贵。与那些理论功底深厚，在某些特别的疾病上，疗效不如他们的医生相比，他们其实更值得患者信赖和托付。他们的经验，也更值得发掘。

在这些年的医疗实践中，我是没有退路可走的，我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把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他们不愿也不容许我放弃他们。

我有很多次因为失败而沮丧和气馁，但还没来得及崩溃，他们迫切求救的呼声就又把我拉回到战斗的状态。

突破常规，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每一次我只有靠突破，才能在百般艰难中，解决一点点问题。

中医的很多理论完美无暇，但是一用之指导实践，便立即溃不成军，一点实际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个临床家的一生，和一个理论家的一生是截然不同的。专注于理论研究者，只用凭思维就可以了。但是往往真理向前一步就是错误，理论的过度演绎，只可能成就玄学，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中医领域内的很多文献，无论是对疾病的病理的解释，还是对药物药性的解释，随意性都太大了，因为中医强调医者意也。最终错讹百出，害人匪浅。

真正解决问题只能靠实践，我们只能在无数次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记录数据，一次次的改进，才能寻找到临床疗效更高的方案。

我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组方经验，也摸索出了一些确有实效的抗癌方剂，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对自己的这些组方经验和方剂不太满意，因为它们还没能解决很多的患者的问题。不断的有患者在我治疗期间去世，他们的死亡在提醒着我，我还要继续向前探索。

翻开中医方剂大辞典，历代方剂不下十万张，但其中的传世名方并不多。传世名方，必定是能够经受住无数次可重复的临床实践考验的效验方。

每一张传世名方，其实都是某个医生，甚至多个医生，穷毕生心血，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改良而成的，从来没有一张传世名方是轻而易举就能创制出来的。

有些方剂和药需要历经几百次的改良，才能成功的解决某一种疾病。20世纪初，致力于研究治疗梅毒的保罗·埃希利（Paul Ehrlich），制成了一种对抗梅毒病菌的药品，他把它称之为606。因为他在之前研究混制过605种药品都没有效。但他一直坚持下去了，直到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认为真实的医学发现，基本上都是像埃希利这样的在不断的失败中，记录数据，分析失败的原因，寻找改良的办法，逐渐得出的，而不是靠所谓的“悟性”瞬间获得。

如果穷我一生之力，我能创制出一张或几张疗效卓著的方剂，可以解决或者缓解某种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我就心满意足了。

学医久了，我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只因越是深入到疾病的研究之中，我越是明白，人的能力太有限，而疾病太顽固，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在某种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一点点的进步，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多则惑，少则得。治学求多，亦是好大喜功，最后反而会一事无成。唯有厚积薄发，或可大器晚成。

最近的半年内，我为一张处方九次更新配方，不断的泡图书馆，查文献，不断的临床实践，为了把疗效提高一点，副作用降低一点，整天伏案查阅资料。偶尔抬头，望向窗外，视力已下降，颈椎也受到影响，双手整天与有毒药物打交道，皮肤变得越来越粗糙。

我苦心孤诣，对它有深深的厚望，与我一样对它有深深的厚望的，还有与我一起寻找得救之路的患者。生命不息，我将对它改良不止，每半个月改良一次，直到它的有效率令我满意为止。但说到疗效令人满意，谈何容易。

我所付出的功夫并没有白费，这种努力明显的提升了我临床治病的有效率。我这一生可能都会在这条路上尝试，我希望本着一种求实的精神，而非一种玄谈的精神，将我的这种尝试的思路，和我尝试的结果，整理成书，供后人参考。作为一种具有循证医学价值的资料，留给今后的患者和研究中医抗癌的医者参考。

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我从1998年到现在，从读书与临床实践中沉淀出来的一些可以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的东西。我今年基本上已经思考成熟，我怕错过了这个灵感迸发的时机，今后再想写作就难了。人生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不再有，创作也是这样。

这套理论，可能是我毕生医学研究的基础，我这一生将会努力将中医循证医学化。我也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创制新的有效的抗癌方剂。中医治疗癌症，没有创新的尝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现有的方法疗效可重复性太差。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中西医之分，世上只有一种医学，那就是循证医学。古老的中医从一开始就是循证医学的典范，只是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了太多的玄幻的色彩，需要有人去做拔云见日的工作。

疗效是中医的生命，没有疗效，中医只会沦为笑柄。而疗效之关键在于熟练掌握药证、方证与病证，制方之根本技巧在于病证与药证和方证的准确对应，这是临床中医的灵魂所在。可惜的是，千百年来，在崇古传统的束缚下，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大多数中医深受教条主义束缚，陷入玄谈的怪圈，很难有创新。

我相信还原中医循证医学的特质，重视实践，重视临床数据分析，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治疗的有效率的。我自己的一些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将继续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深入去探索和研究。

科学精神只有一种，在中西医学上不会有两样。一个做科学探索的人，必须得有两项基本的素养，一是反权威主义，二是反神秘主义。一切戴着权威主义和神秘主义面纱的人，都不过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装模作样而已。

本书记录的是我的制方思路和我所用的可能会多达数百味的药物的药理和毒理作用，以及我临床实践的种种数据。我将这些汇集成书，虽然有些冒昧，但也想不揣谫陋，成一家之言。即便呕心沥血，亦在所不惜。

这本书可能会耗尽我一辈子的心血，因为这样的研究，只有到死方休。但是其理论基础，却可以在最近一两年完成。

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变，只因为我想从我每日的时间里，挤出一些大块时间，写完我的这部书，搭起我的医学理论的框架。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临床见识到的确有疗效，但是我又解释不通的东西，我将只记录，不做唯心的解释，未能完成的论证工作，留待后人去做。

有些东西背后的原理，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条件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中医学者，为了自圆其说，给出了大量的唯心而又可笑的解释，现在去看，这些解释都已成笑柄。这类笑柄一多，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成了众矢之的，不亦悲乎？

是为序。

周志远 2019年4月12日 时年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