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推荐各位读者读一下王小波先生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和季羡林先生的《世态炎凉》两篇文章。

以下内容摘自王小波先生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以下内容摘自季羡林先生的短文《世态炎凉》：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

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中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一天，我的孙子发烧到四十度，老祖和我用破自行车推着到校医院去急诊。一个女同事竟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似的，帮我这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花甲老人推了推车。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如吸甘露，如饮醍醐。这件事、这个人我毕生难忘。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又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

我想的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以上二位先生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好，我禁不住多引用了一些，似有盗文之嫌。二位先生均已作古，我这做文抄公的只好向九泉之下的他们的英灵道声歉了。

我如今要来以“良知和美德”为题目写篇文章，之所以在写这篇文章前，引用王小波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文章，是想说，良知和美德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好谈。

我本来也没有资格谈良知和美德这个话题，自己既不是什么道德楷模，又不是伦理学专家，何来资格谈论此话题呢？

但是我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儿子则正好处于青春期。我作为父亲，颇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成长为一个坏人，所以就有必要教育他多些良知和美德。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傲慢得很，自以为自己天资聪颖，又读了一些书，所以飘飘然的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良知什么是美德，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看不惯，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看着过去写的很多文字，脸发烧发烫，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和狂妄感到无地自容。

我当年看了王小波先生的那篇杂文后，生出了惭愧心，之后就不敢乱评是非了。如今呢，又是像王小波先生一样，感到自己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才重新来审视良知和美德这个问题。我虽然不一定能教育好我的儿子，但是总不能完全不作为，任由我的儿子成长为道德败坏的人渣吧？

看了季羡林老先生八十多岁时写的那篇《世态炎凉》的短文后，我又顿感自惭形秽。季老的文章很短，寥寥千余字。但是就在这只言片语中，季老的豁达大度和洞明世事却一览无余。

季老不以高标准去要求别人，却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古人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所以就良知和美德这个话题，我想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学一点用来约束自己，管教子弟，少造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若说把这良知和美德，用来做评价他人是非的标准，就非我所愿了。

人类从原始丛林中的食物采集者，进化到现代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中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竟然能硬生生的把自己身上的动物的野蛮的天性，一点点的约束住了。

每个人都是被动的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的基本的需求也是被动产生的，大自然用其神奇而又伟大的力量，造出了人类，又让人类有吃喝拉撒睡性等基本的生理需求，源自于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发展出来的一切的人类行为，其实都是不自主产生的。

所以人没有良知和美德，其实也是一件无可厚非之事。一个人倘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就能对其他人宽容很多。

在现代文明社会，吃人肉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行为。但是在不久前尚残存的食人族中，一个部落的人把敌对部落的人杀死后，那些被杀者的遗体，通常都是被当作食物食用了的。

曾经有记者去采访一个食人族的酋长，该酋长对现代人不肯吃人肉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现代人虚伪。在他看来，如果他自己被敌人杀死，敌人如果不吃掉他，实在是浪费了好食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被誉为人类学之父，他曾经研究过七百多种原始部落的文化，这些部落的文化和信仰各不相同，某种行为在此部落被视为美德，但是在另一个部落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良知和美德，实在是很难去按照某个统一的标准来认定的东西。苏格拉底曾经在雅典的广场上，和来自不同阶层的雅典人交谈，他运用逻辑推理，通过谈话，往往能把一个人认为是道德高尚的行为证否掉，最后驳得听者哑口无言。

我不久前也曾经干过这种事情。我有个已故的朋友的女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在参加这个朋友的葬礼的路上，聊了一些话题。她的宗教信仰很坚固，也很有热情推广自己的理念。

她一再强调要多行善，于是我就追问她行善的标准是什么，然后顺着她的回答，一路追问到底，结果最后把她问住了。因为在我的追问下，她回答不出来自己过去所信奉的所谓善行，究竟算不算得上是善行。

苏格拉底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对话，他通过类似的对话，证明了很多被认为是智慧的，其实可能是愚行，很多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行为，其实是很残忍的不义行为。最后苏格拉底干脆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智者，而自称自己是一个“爱智者”，是一个喜欢探索智慧的人。

良知和美德，和智慧一样。很多在人际间广泛流传的良知和美德的标准，是否经得住推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信心十足的认为自己心中根植于童年时代的良知和美德的标准没有问题，也许认真反思一下，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良知和美德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的态度，也应该像苏格拉底的态度一样，只能把自己定义为向善者，而不能贸然的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善行。

我常常听一些人自诩自己多么善良，我虽然保持沉默，但是内心深处是很不以为然的。那么多人好心办坏事，足以证明很多人自我标榜的善良的标准未必正确。

举例来说，就在几十年前，同性恋还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如今在多数地方，没人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了。因为随着人类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人类已经认识到了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再以罗素先生为例，罗素先生因为一些伦理主张在当时太过惊世骇俗，结果被很多地方视为异端，那些地方的政府和大学驱逐他，禁止他入境。但是如今罗素先生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伦理主张，变成了广为人接受的新的伦理准则。

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良知和美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有良知和美德，恐怕也不能像安德谢夫的儿子那样无知无畏，以为自己能够明辨是非。

而我们要指责一个人违背了良知，道德败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人想想，也许别人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呢，正如季羡林老先生不计较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一样。

这么说不是为了否定社会上已经被公认的那些良知和美德的标准，实际上助人为乐，善待他人，善待自然，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都被认为是美德。只是还有很多过去约定俗成的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如果深究起来，未必就道德，很多道德规则是经不住推敲的。

人类的良知和美德，是产生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相处的过程中的。说到底，它只是一种为了创造一个能让众生更和谐的共存的环境而产生的。

正因为有良知和美德，所以人类能够从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一个有时也利他的人。甚至有一些人的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做着利他的事情，这种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高尚的人。

所以要言之，利他思想才是良知和美德的根本。但是利他是需要智慧的，并不是所有的我们自以为是的利他行为都是正确的。

但是违背良知的行为却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一切伤害他人，伤害其他生灵，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是有违良知的行为。

所以，鉴于良知和美德不太好定义。佛经中干脆先定义恶行，止住了恶行就被称为善行。主张“诸恶莫做，众善毕举”。

如《佛说四十二章经》就把人类的恶为概括为十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猗语；意三者：嫉，恚，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佛教发展到后来，佛陀去世前，就干脆留下遗言，《佛遗教经》是要求佛教徒们以戒为师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佛陀创立佛教，实在是抱着热忱的期望和极大的善意的。

非但佛陀，像孔子，老子，耶稣，苏格拉底，伊斯兰教的先知们，以及无数的其他的智者，这些被誉为圣人的人，其愿望都很美好。都是希望我们社会上多些有良知的人，每个人都能培养起一些利他的美德。

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减少人际间的纷争，共建一个和平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