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的母亲经常在家门口呕吐酸水，痛苦不堪。

因为出生在大饥荒年代，我的母亲过了很多忍饥挨饿的日子，导致她在未出嫁之前就得了慢性胃病，每遇劳累，胃病就会发作。

每次母亲胃病发作时，不但呕吐酸水，胃还会痉挛性的疼痛，不停的打嗝和抽搐，我看着自己的母亲受这样的苦楚，心如刀绞。

那时我总在想，如果我长大后成为一个胃病专家，治好了自己母亲的胃病那该多好。

我的母亲看了很多的医生，吃了大量的中西药，但是她的胃病却总是时好时坏，并没有被完全治好，就这样一路发展成了胃癌，最终因为胃癌而不治身亡，去世时不到六十岁。

母亲去世的那几年，我家中的长辈一个接一个的去世，死因多为癌症或者脑卒中。

那几年我开始直面死亡，这死亡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去世的是我自己的至亲。死亡带来的震撼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之所以胃病迁延不治，是因为我们家穷，无权无钱，所以找不到好的医生。

但是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足，也还是通过经商赚了不少钱，为母亲请了很多知名的中西医专家，治疗效果一样欠佳，有一些甚至把我母亲越治越糟糕。

我现在回想小时候我母亲找过的医生，也并非全是泛泛之辈，我们本地治疗胃病较为有名的名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她都去看过，有一些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

我家中传承的一点青草医的微末伎俩，也并没有在我母亲的胃病上发挥多大的作用。

后来我自己学医从医，有一段时间，我跟了一个从西医改行做了中医的退休后被返聘的老师做临床。有一天，一个胃病患者来找我的老师看病，我在旁边跟诊。

病人走后，我的老师对我说，以后对胃病患者，如果你开西药的话，开奥美拉唑这类抑酸剂时，一次不要开超过两周的量，患者吃了超过两周的奥美拉唑，就会有麻烦。

我赶紧问我的老师为什么奥美拉唑不能一次开超过两周的量，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药吃长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有一些患者会发生肠上皮化生病变，所以欧美国家的医生是不轻易开超过两周的量的。

我听了我的老师的话后，脑子嗡的一声炸响了。根据过去为我母亲诊治的医生的处方，我的母亲几乎是在长年累月的吃奥美拉唑这类抑酸剂的。

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医学专家，从小就师从我国某著名的医学泰斗，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但是为人却极为低调，就连我也是无意间才得知她的师承关系的。

那一次跟诊，我的老师跟我说，刚刚走的那个病人的胃镜报告上显示他有肠上皮化生，老师在追问其用药史时，得知了患者是长年累月的使用奥美拉唑的，为了避免导致其他医生面临医疗纠纷，老师并没有当着患者的面告诉我这些。

我研究肿瘤十多年，知道肠上皮化生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之一。

那之后我观察了很多来找我求诊的胃病患者，发现了其中有几个发展到肠上皮化生的病人，确实有长期服用奥美拉唑的历史的。

我的母亲之所以患上了胃癌，是有可能与此前的医生们给她的治疗方案有关的，属于医源性癌变。

我小时候，家里虽然算不上穷得家徒四壁，但是也是相当穷的。所以过去我总认为，导致我母亲胃病不能痊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贫穷。

等到我自己在肿瘤圈子里声名鹊起的时候，我所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见闻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次我应患者家属之邀请，到某地级市去看一个胆囊癌病人，在追问病人的病史时，患者家人告诉我，患者几年前曾经发现过一个单发的1.5公分的胆囊息肉。

我很吃惊的问她，难道当时出现了这个胆囊息肉的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没有让他们考虑一下手术切除掉？患者的家人跟我说，医生跟他们提都没有提过，也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过他们超过1公分的单发胆囊息肉是有发生癌变的可能的。

这个患者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患者的丈夫是该市的一位领导，与医院领导的关系很好。但是同样想不到的是，这个患者本可以在癌前病变就被阻挡住的疾病，一直就这样被完全无视的发展到了晚期癌症。

再之后，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条件很好的癌症患者，他们的故事和我母亲的故事大同小异，几乎都是一路走来，不知不觉的就从慢性病发展为难以救治的晚期癌症了，其中甚至不乏专业的医生。

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一家高端门诊里工作，这家医院的投资人之一是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华裔医生，他是美国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权威医生之一。他的诊疗费要得非常高，一些国内的富贵人家会找他看病，而他给患者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患者减药。

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医疗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他总是不断的批评中国国内的医疗现状，批评中国的医疗体制让优秀人才无法进入到医疗行业之中，导致中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始终很难提高。

当然，他的观点不无偏激之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医疗事业上的投入肯定是没有办法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媲美，中国患者的经济承受力也是相当低的，多数患者付不起发达国家医生们那么高的诊疗费，但是中国不断提升的人均寿命还是说明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进步。

只是我们的医疗事业，的确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目前的医疗，离为居民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尚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在疾病的科普和重大疾病的预防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们的医疗也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缺乏温情的医疗。

就在写这篇文章不久前，我应某患者家人邀请，去甘肃某地看一个临终的病人，我赶到时，这个病人已经在当地icu病房里，四肢冰凉，瞳孔对光无反应了，显然他的生命已近尾声。

因为患者之前在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病重时，曾经找我去用中医急救过，疗效显著，所以患者一家对我的信任胜过了所有的其他的医生。

我在患者最后的时刻，极力的劝说患者的儿子放弃所有的创伤性治疗，带患者回家，预备后事，让患者叶落归根。

当患者家人接受了我的意见时，icu病房的医生拿出了一大堆的文件让患者家人签字，以避医疗纠纷。我能感受到icu医生的紧张情绪，他们生怕出现医疗事故后，会有医闹行为发生。

患者去世的时候，我就在患者的身边，因为我答应了患者的家人，陪同和护送患者活着到家，患者到家后不到五分钟，停止了呼吸。

我在旁边目睹了患者回光返照和死亡的全过程，目睹了患者家人给患者发丧，作为最后陪伴在患者身边的专业人士，我在那时的作用就是向难以接受现实的患者的家人们确证患者已经死亡，劝慰患者家人节哀顺变。

患者家人们虽然悲痛欲绝，但是没有任何人对我有不敬的行为，相反，他们非常的尊重和感激我。法治社会的医疗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冰冷的和过度自我保护的医疗，不再以人文关怀为主，而是逐渐演变成了医患对立严重的纯经济行为。如果有一天我自己面临死亡，我希望最后陪伴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家人，和我自己这样的医护人员。

我现在也过了当愤青的时代，已经明白宣泄情绪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已经踏入了医疗卫生事业圈子里的中年人，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自己参与进来，改善中国的医疗现状，解决医疗事业里的部分问题。

我没有那么狂妄自大，会不切实际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孤胆英雄，可以让中国的医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知道，只要我肯努力，对这个行业多少会有一点点的促进作用。

而我之所以想投入精力和心血去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家人们生存在中国，他们需要一个更美好的医疗环境。

我现在生活在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很多东西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当接近了，包括医疗。

这些年我在北京遇到了很多想和我合作做医疗的人，多数是商人出身，有卖葡萄酒的，有做钢铁的，有煤老板转行的，有过去做企业咨询业务的，谈起医疗，谈起大健康事业，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据说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当下，医疗行业一枝独秀，仍然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多的增长速率快速发展着。

只是我很少从这些跃跃欲试的投资者的言谈举止中看到医疗事业真正需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大家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尽早吃上这块肥肉。

不夸张的说，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人想来和我谈合作，很多人觉得，我身上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可以开发出来，不挖掘挖掘实在可惜了。

只是遗憾的是，我没有被他们同化成功，近四十年的人生阅历，早已让我变成了一个理性和冷静的人。我的确想在医疗领域内有所作为，但是却并不是因为医疗事业能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

我认为我母亲那样的患者，在一种好的医疗环境下，完全是有希望寿终正寝的，而非死于癌症。类似于她的那样的患者多得数不胜数，要想减少这样的可以不必死亡的死亡，是需要有更好的医疗技术和更好的医疗环境的。

我也渐渐的意识到，我过去所认知到的医学的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曾认为医学就是一门解决人的身心疾病的学科。但是在实践中，我意识到医学的涵义实际上远远不止于此。

医学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人类在互相关怀，互相关爱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医生，患者，患者家人乃至于社会各界，都在发挥着作用。甚至整个社会的思潮，本身就是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部分。他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医学的一部分。

医学是纤细的，因为医学的目的是呵护生命。生命是脆弱的，在一场疾病，一场事故中，生命都可能破碎。粗鲁的医患之间的提供和接受医疗技术服务的过程，和因为医疗而发生的简单的经济行为绝不是医疗应该存在的模式。

生命的终结是人类面临的最无奈的局面，如果能够长生不死，很多人会愿意长生不死，但是这样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得了的。

医学是为在人类生命受到威胁时，挽救生命，减轻痛苦而存在的，也是为实在无能为力时，送别逝者，安抚生者而存在的。同时，它还应是为大众提高健康咨询，预防重大疾病的发生而存在的。

这样的医疗是有温度的医疗，是作为有情感的生物的人类所真正需要的医疗。我们应该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这样的医疗，而非仅仅把它当作经济发展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