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童年时代的往事记忆犹新的不多，但是我母亲经常晚饭时分在门槛上呕吐酸水的痛苦的样子，我始终都记得。母亲的胃病由来已久，外婆生的孩子较多，在大饥荒年代，母亲没少挨饿，落下了这病根。

小时候我一直希望长大后当个医生，治好我母亲的病。农村的生活很贫困，母亲的胃病需要长期治疗，但是母亲并没能坚持，总是省吃俭用供孩子们读书。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做一顿好吃的，也是先尽着我们这些子女吃好，自己才肯喝点汤。想起这些往事，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慈母之心，展现的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性美。

我的父亲懂点青草医，但是所知有限，偶尔靠着一些草药给人治疗几种急性恶症，疗效颇为神奇。不过他没有能力治疗我母亲的胃病，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时候，碰上母亲的病严重到太过影响生活的程度，我的父母就会到各种医院求治。效果当然是不理想的，始终也未见痊愈。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呕吐酸水，痛苦的活着。

上初中时，我到了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初三时，我的父母去了隔壁县县城做小生意，农忙季节才会回来收割庄稼。母子就这样分离开，我的母亲非常的想念自己的两个儿子，常常因为思念过度而夜不能寐，舐犊之情，一至于斯。而我，则颇为担忧母亲的身体和她与父亲的关系，我的父亲脾气不好，常常对我的母亲发脾气。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义无反顾的填报了一连串的医科大学，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我没能被医科大学录取，而是被调档到一所工科大学，专业是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那一年，我父亲生意破产，我的哥哥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长江洪水又淹没了老家的庄稼，家里负担很重。而录取我的工科大学也属于重点大学，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屈服命运的安排。

到了大学后，我跷一切课，从图书馆里借一堆的医书到宿舍里自学， 没少遭遇查宿舍的老师白眼。因为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思在学校里读书，不免常常在同学中口出怨言，批评自己的学校。这些怨言也不知道为何被主管的辅导员和学院领导知道了，于是我和学校里的关系就变得微妙了。那时候我总觉得这学校不是我理想的归宿，在大学里读书浪费我的金钱和青春，想方设法以灾区学生的身份，要求学校把学费免掉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从大学里出来了。大学里的老师和学校的领导非常的仁慈，没有计较我在学校里的种种不当的行为，一直为我保留了三年的学籍，直到超出了最长时限。老师们希望我心情好些后回去把文凭拿到手，毕竟在中国社会里，一张重点大学的毕业文凭，还是有作用的。而我的父亲甚至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我，要求我回校读书，还四处告诉我家亲友，如果我不回学校读书，他们任何人不得在经济上对我提供支持，否则我的父亲就将与他们翻脸。

那几年我其实过得很苦，虽然也短暂的回到学校一两个月以应付一下父母，但是终于还是无法忍受这荒诞的人生。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来到了北京。大部分时间在国家图书馆周边租的房子，靠着偶尔写写作，给人开发些软件之类的小活儿养活自己，其余时间就沉浸在国图读书。渐渐的谋生的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基本生活节奏和读书自学的方式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从1999年一直持续到今天。

期间我的哥哥和堂哥曾经资助过我，我也曾从自己的同学校友那里借过钱去创业。开始的几年，日子过得颠沛流离，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北京的出租房里，听着外面鞭炮声四起，心中想着故乡的慈母，大恸，满城皆欢，我却 一人向隅饮泣。在那几年，我的父亲真的做到了不允许我回家。他觉得我弃大学而不读纯属冲动，且对家庭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即便我的祖母在那期间去世，我也没被通知回家为她送葬。

我这样的奇葩，其实也不多的。比尔·盖茨们退学创业时，家人虽然不赞同，但是未必会如此激烈的反对。我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期间，主要靠写作谋生，先后编写了很多书，那会儿最畅销的就是成功学和心灵鸡汤类的书了。我作为出稿速度奇快无比的写手一枚，本着有奶便是娘的原则，不管什么主题的书稿，只要给我稿酬，我就写。而要写出能卖出价钱的书稿来，我就要依靠国家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了抢时间，还要进行快速、高效的阅读。

我就这样奇特的完成了自我教育，在中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然后复印其中的精彩部分，再用剪刀加浆糊的功夫，把他们重新组织成一部又一部的畅销书。这种经历让我现在对所谓的畅销书感到反胃，这种经历的好处就在于，我接受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教育，可以处处与众不同。如您所知，今天，同样是穷困潦倒，我就穷困潦倒得比别人不一样。

在国图读书期间，我读得最多的就是医学类和佛学类著作，对精神病学我曾迷恋过很长一段时间，原因无他，大家都说我精神不正常，我希望学点精神病方面的知识治好我自己。我最早的一次给人治病是2000年，那一年我在一家小饭店里吃饭，看到老板娘浮肿而泛黄的脸和忧急的表情，就问她是不是经常两肋疼痛，经常要靠叹息来减缓自己的憋闷。老板娘把头点得鸡啄米似的，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免得意洋洋了一把，给她讲了病理，开了张以逍遥散为主的处方，建议她吃几副药看看。

结果这个老板娘多年的痼疾被治好了。第二次我去吃饭的时候，她要求店员从此对我免单。受此优待，我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她，此后再也没去她家吃过饭。

到北京后，我的学医的生涯渐渐因为现实生活所迫中断了。落魄的时候，我的大部头著作《伤寒论》讲义和西医内科学，被我卖给了收垃圾的，换取了两块钱，买了张山东大饼以求一饱，悲夫！

再加上我那时候一腔热血，轻狂得要命，希望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改造中国的宏伟事业，所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谋生和当愤青上去了。如您所知，直到今天，当代中国风流人物榜上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叫周志远的家伙，所以，我的志大才疏被现实无情的嘲弄了一把。

我母亲的病，后来因为九江的一个叫李志坚的老中医的治疗好转了很 多，我也放心了很多。那个老中医现在大概一百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在世，他九十六岁的时候，我知道还是出诊的。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从知道他的消息 了，也许他还活着，也许已经仙逝了。他在我们那里口碑非常好，我们本地很多人都把他当神医看待，因为他确实疗效出色，治愈了不少人的痼疾。

我对中医的信心和对中医的愤激，都因为这位给我母亲治病的李老中医。他的疗效确实很好，但是他没有尽早的借助现代医学的手段，排查出我母亲的胃癌，而导致我的母亲错失了最佳的治疗胃癌的时机，这是致命的不足。不过去年，我的父亲跟我说过，李老当年给我母亲治病时，也曾经要求我母亲去查胃镜，只是我父母疏忽了。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在李老中医那里治病，病情稳固后，突然有一天，我的小姨父打电话告诉我，我的母亲暴病，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不知道能否救活过来，让我火速赶回家。这个电话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在我的头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我小姨父胡说八道。但是他正色的告诉我，一定要快赶回家，以防大不测之事发生时，我不能在我母亲面前尽孝，放下电话后我就往家里赶。

回到家时，看到我母亲在人民医院急救室里，双眼和牙关紧闭，头发蓬乱，人事不知。医生告诉我她脑溢血了，我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一样，精神崩溃，在病房外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瞬间知道一个人是需要忏悔自己的过失的。

我的母亲被告病危了二十三天，我们兄妹三个日夜守候在她的病床前，我有种痛彻肺腑的痛，我担心我的母亲再也醒不过来，如果她醒不过来，我向她道歉和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的任性伤害了她，我要告诉她，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告诉她，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会做个听话的儿子，好好的把大学念完。

母亲人事不知的那些天，住院部神经内科每周都会有几个病人去世，每次一个病人去世时，我都会心惊肉跳一阵，担忧下一个是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主治医生已经很多次的回答了我的关于母亲病况的询问，但是我还是不胜其烦的一再追问她我母亲的病况如何，被抢救过来的概率有多大。

有一天凌晨，病区来了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母亲，她的丈夫气喘吁吁的背着她进入抢救室，值班医生对她抢救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着，患者全身紫癜，内出血的迹象非常明显。当值的医生是我的师兄，要求患者家属交钱去买血小板， 那可怜的丈夫拿不出钱，我二话没说叫师兄记在我的帐上，让他赶紧从上级医院调血小板来救这个患者。师兄比较平淡，他说，志远，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个患者已经没救了，她肯定是有白血病之类的疾病，现在内出血这么严重，瞳孔已经扩大了，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

师兄的话猛扎了我的心一下，大概两个小时后，患者开始抽搐，患者丈夫还在病房的阳台上，往老家打电话，让家人赶紧汇钱过来救命，我马上跑到医生办公室喊师兄过来抢救。师兄对他进行紧急心肺复苏术，我在他旁边打帮手。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患者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终于在我眼皮底下停止了呼吸，一行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那是个有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直面她的死亡让我心理难受到了极点。

以前我虽然也曾直面过几次死亡，但是从未有这一次这么震撼。这就是生死之隔，佛经中说，人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无常果然是如此的迅即。患者的丈夫痛苦着告诉我们，患者生前因为家里孩子多，负担大，虽然得了白血病，但是还是在上班的同时，夜间做鞋垫，摆地摊卖鞋垫补贴家用。一个升斗小民的人生，是如此的艰辛。

因为这个患者夫妻俩是四川人，这次患者病危后从他们打工所在地浙江温州，坐汽车奔赴老家，在途中病情加重，下车到我们县人民医院急救，所以算是客死他乡。我们同一个病区的几个家属，实在同情这位年轻的逝者和她的举目无亲的丈夫，大家一起帮助他买了寿衣，联系了殡仪馆，送到殡仪馆，等待她的家人来处理后事。

送走这个患者的时候，还没到正常上班的时间，医院里静悄悄的，我们为她稀嘘了一番后，都沉默无言，我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味。这种气味在每次有患者去世的时候，我都闻到过，这就是死亡的味道。当时当地，我目睹了这一幕后，不知如何描述我的心理；今时今地，行文至此，我仍然不知如何描述我自己的心理。除了亲身体验，再没有其他任何经历可以让人感受到这种情景的震撼力。

我的母亲在我们胆战心惊中总算是挺过来了，渐渐的睁开了眼睛，认出了我们，下得了病床。母亲稍微一好后，便惦记着我的生意，赶我回北京张罗自己的生意。母亲被抢救过来的第二年正月初五，突然呕吐大堆黑色的呕吐物。那一天我正在老家过春节，看到母亲的呕吐物后大感不妙，但是极为希望她只是有惊无险。我打电话给我的师兄，我的师兄一面安抚我的情绪，一面让我排除一下我母亲是否患了胃癌。

后来的检查结果证实了师兄的怀疑。为了确诊一下，我带着母亲去武汉同济医院检查，挂的是一位中科院院士的号，他只看了一眼检查报告单就告诉我不用怀疑了：胃癌中晚期。我带着母亲到北京来做手术治疗，一是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二是因为在北京便于我照顾她。

我把母亲患胃癌的消息全面封锁住了，除了我的妻子、父亲和哥哥之外，没人知道她患了胃癌，就包括母亲的同胞姐妹和我的舅舅们，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我不希望母亲从诊断出来的那一天开始，生活在一个惊恐和慌乱的环境之 中。我的父亲兄弟几个失和，家庭关系极为复杂，为了避免母亲在老家再三受到伤害，我把她留在我身边照顾。

我的母亲单纯而又善良，有极强的同情心，怜贫悯孤，一生因为帮助他人而受尽苦楚但是依然不改自己的热心肠。她憨厚，没有心机得跟孩子似的。我不知我母亲这一辈子是否做过坏事，客观的去评价，在我记忆中，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舅舅生养的孩子太多，她抱养了舅舅的女儿抚养成人。三婶不幸早逝，她照顾三婶留下来的孩子。我小时候顽皮，偶尔去别人菜园里偷个瓜果什么的吃了，母亲总是喝斥我和责打我。她活得忠厚而又虔诚，忍辱负重，荷担而行的过着辛苦劳累的一生。

当她被查出患有癌症时，我的精神近乎崩溃，但是还是满怀希望的去为她治疗。手术过后就寻求各种神医信息，虽然我自己学医很久，但是我对自己并没有信心，我希望找到专家和名医救我母亲一命，为此不惜重金求治，中国治疗胃癌最顶级的那些专家，我找了个差不多。正如我今天见到的很多新接触癌症的癌症患者家属们一样，四处奔波。

不幸的是，名医们也治不了我母亲的病。在我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我母亲饱受癌症和中风后遗症之苦。一次带着酒礼上门求医时，一个老大夫告诉我，我的母亲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能活过两个月的概率大概要以百万之一来计算。

我从他家出来后，只觉得双脚都是软的，看那天空一片苍茫，自己就像掉进狂风骤雨的大海之中，无助而又绝望。那时候，接诊我母亲的医生都开始躲着我们，因为没有医生愿意接这最后一棒，我很理解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愿意直面死亡。

母亲最后的日子是我自己给她治疗的，我把她维持了一年多，让她在临去世前三天还能出去打打牌，痛苦很小的离开了人间。母亲病后的那几年，我们母子一起相濡以沫，到大别的那一刻，我抱着母亲痛哭，母亲虽然已经口不能言，但是还是抽泣着。人生最苦的事情，莫过于母子间的永诀。

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年，曾经好几次希望安乐死，因为她饱受中风后遗症的折磨。我有段时间住在昌平沙河水库附近，经常牵着母亲到那水库边散步。母亲几次流着泪让我帮助她安乐死，我哀求她忍受病痛，我们一起战胜困难，留下来陪伴我们。那时候我在刻苦学医，尝试着各种缓解母亲痛苦的办法，因为每次去医院里，医生们都无奈的告诉我，母亲的中风后遗症和癌症都属于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没有解决办法。这就像在解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然而作为家人，又岂会因为职业医生们的几句话而放弃？我购买了几乎全部的医学名著，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才睡，废寝忘食的学医，以求减轻母亲的痛苦。曾经有一度，我自己身体崩溃了一年多。我所寻找到的办法每次都会见效一时，但是之后就不能再有效果了。遭遇的无奈和悲痛，非言语可表。

2011年我的一个伯母因为食管癌与世长辞；2012年5月3日，我的母亲与世长辞；2013年，我的另一个伯母因为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同一年，我的舅母因为肺穿孔与世长辞。2014年，我的岳父因为第三次脑梗与世长辞。他们均不过六十上下的年龄。

死亡，成了我这个年龄段面临的最大的人生主题之一。200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癌症患者向我求诊。从那以后，一直不断的有人向我求诊，我虽非执业医生，却渐渐的因为医术而在癌症圈子中声名鹊起。大多数都是像我母亲一样，被医院里的医生躲避的无路可走的患者，或者是贫困潦倒，无钱住院治疗的患者来找我治疗。作为癌症患者的儿子，我可能更能体会到他们所受到的苦，感同身受他们所面临的一切，使得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更容易一些。我就这样，每个月都在送走几个生命垂危的患者。不断的向患者的家属们重复着“节哀顺变”这样的安慰之语。

我的学医的愿望终于在现实所迫下实现了，然而，这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生活的悲剧让我认识到了过去的孜孜于名利的人生是多么的虚妄。和癌症患者在一起呆久了，我很难再适应人与人之间建构在虚伪和虚荣的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

癌症患者和患属是一群近距离面对死亡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贵的是生命，最值得珍惜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这个群体真诚得感人肺腑，他们在死神面前，放下了所有的伪装。生命孤悬一线之际，名利又有何用？

这也是最有同情心的一个群体，我发起和参与了多起社会救助事件， 参与其中的大多数是这个群体的人和一些同情心很强的志愿者。我们彼此心心相印，抱成一团，互相取暖。呆的时间久了，彼此成了对方的精神支撑之一。若有很久一段日子，某个人失去了联络，我们内心就会隐隐有一种不详，在这样的队伍里掉队，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如今，对我来说，人生已经是一杯淡开水了。今年8月初，我回到老家，在母亲的坟前，内心平静。三年了，母亲的坟墓周边已经杂草丛生，蓬蒿比我还高。这一抔黄土，它终将也是我的归宿。我知道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骨灰终究可能会被洒在这片土地上，伴随我的母亲，和故乡的青山绿水。

如今，年轻时候的疏狂和梦想都已经化作轻烟，随风而逝。终究不能忘却的，只有这三十多年的人生中，隐藏在我血液中的那种别样的情怀，这种情怀使得我一生，与医治人的身心的学问脱不开关系。我不知明天我将何往，但是我的脚步所到之处，感受得最深切的，莫不是众生在疾病的折磨下的哀切之声。

同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不断的发生，这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