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性中本有的良善之心，是这个社会中善的一面赖以存在和弘扬的基础，但是到了佛教那里，一个人行善，成了积累福德收获回报的资粮。而佛教徒向社会众生循循善诱时，也是强调行善有各种福报，布施有各种福报，斋僧有各种福报，供养三宝有各种福报，这种一目了然的功利主义，逊色于不带有功利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远矣。

因为一个人行善，希图福报，就成了“市恩”，市恩者，以恩为商品，进行交易也，而且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市恩，还算不上等价交换，简直就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无利用人的贪婪福报之心的嫌疑。最后演变成众生信仰宗教，行善施恩之时，就想着收获福报，或者是希望成佛，或者是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是希望免灾。

当然，这帐是不好算到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头上的，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庞所言，一切宗教的教主，都是被后世的宗教家，用来宣扬宗教的工具，各宗教的教义中多数已不是教主本人的真正意思，教主看起来受万众景仰，实际不过成了职业教徒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宣扬的福报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流弊也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大家行善积德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这与投资做一项生意，以小博大，并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不良的佛教徒或者骗子，利用这种信仰，诳人钱财，乃至于骗色，害人性命。所以我们古人说，自古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因为信仰的大旗，很容易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

一个人助人为乐，若是出自天性，那该多么美好。对于天性喜欢作恶的人，宗教的教诲，并不容易使他悔悟，只有现实的打击，才能让浪子回头。社会阻止作恶的行为，一要靠法治，二要靠舆论监督。这两者的惩恶的效率，是胜于宗教的。

与福报论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培养大众的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人人生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行善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义务。佛教这种落后的福报论，这种以交易为目的的种福得福论调，应该逐渐受到淘汰，被更为阳光的人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

我个人行善，若有人来告诉我，你行善有福报，我会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我行善不是为了福报，是因为确实同情我所帮助的人。驱动我帮助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命运的深深的同情心。若将这种同情心，丑化为一种需要回报的“市恩”行为，实在是对我们本性存在的良善之心的羞辱。

对这个社会来说，行善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性恶普遍存在，行善得福报，并非必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帮助的对象，明天反咬我们一口的事情，多有发生。善人无好报，坏蛋乐翻天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并非什么福报论可以自圆其说得了的。行善是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又何必在乎行善反遭恶报呢？

善恶有报只是一种或然的规律，而非必然的规律。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天真幼稚的认为，人人都会知恩图报。唯有明知如此，仍然坚持正义和良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惩恶，更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地狱是不存在的，靠地狱纯属自我麻痹，靠法律远比靠地狱有意义。作恶者，就该绳之以法。

子思说：“自诚明，仁也；自明诚，智也。”那天生的仁义之人，本性中自有一种真诚，让他明白事理，为善去恶。而那种等而下之的智者，却需要在明白事理之后，才会选择真诚。仁者的真诚是不假思索，天性使然的。智者的真诚是建立在所谓的悟性和智慧之上的。智慧是没有天性憨厚那么可靠的。所以一个憨厚的人，常常不会计较太多，自动自发的助人为乐。而一个所谓的明理悟道之人，去行善之时，内心就有计较，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大量的不假思索的“仁者”，从孩童之时，就培养孩子们的真诚和正气，而不是培养大量的“智者”，弃智绝圣，一切发自天性，才是牢固的品性。用所谓的智慧和悟性，乃至宗教信仰中所谓的福报论，均不过是次一等的功利主义而已。

所以我们中国，最多的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便从事所谓的公益事业，也不免朝着功利主义这条道路走，虽然说这么做总比不做要好，但是从文明的层次来说，还是有待拔高的。

自古至今，真正的能铁肩担道义者，只有那些自幼便真诚、正直、善良、勇敢的人，这种天性在人的童真之中处处可见，着力培养，长大成人后才能发自内心的行善弃恶，不求任何回报。

这些年佛教借助网络，在中国社会，用近乎传销的方式在发展信徒，搞得很多家庭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令人反感。而且佛教徒一旦学佛之后，就完全的无逻辑可言，他们认为，除了信仰佛教的轮回和报应以及各种福报论之外，人就不可能有向善的心，真是胡扯到家了。

我看大多数非宗教徒的善良一点也不比那些自我标榜为修善之人差，甚至可以说比他们更加的善良，起码，这些非宗教徒并不诅咒其他人得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