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得了抑郁症，你是真的太惨了。

——知乎上的一位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提及她的主治医师对她所说的一句话

一个1978年出生的朋友的正上初中的独生子最近被发现得了癌症，前不久他的妻子和父亲也陆续被确诊为癌症。这个中年男人一下子垮了，他的月收入只有一万多，很难支撑三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和家庭开销。他的一位1975年出生的男同事在前不久刚刚因为尿毒症去世，接二连三的噩耗令他彻底怀疑人生，过去开朗的他变得郁郁寡欢。他比以前敏感了许多，现在的他非常恐惧疾病。在未来的几年，他将不得不与焦虑和抑郁长期共存，因为他的几位重要亲人现在每天都在遭受死神的威胁。

我所住的这栋楼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三口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因为骨癌去世，北京市优越的医疗条件也未能留下这爷孙仨的生命。最后这一家只剩下一个中年妇女，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丈夫和公公，这个可怜的女人精神失常了。

有个患者的女儿，她的父母双双患癌，丈夫肾衰竭，长期靠透析维持生命，她自己的孩子还小，她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她这些年带她家人找我的时候，我一直不肯收取她的任何费用，但她总是感觉很过意不去，想尽各种办法送我点礼物，向我表达她的谢意。所幸的是，她没有崩溃掉。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她不是那么快乐。

对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创伤和压迫性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精神创伤是无法靠语言来安抚的。时间是否能够疗愈他们呢？或许能，或许不能，有些人可能被彻底地改变为悲观主义者，从此很少有快乐的人生体验。

我是在与癌症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深入到精神医学之中的。因为向我求助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绝大多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我们这个社会对精神疾病一直存在污名化现象，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很容易活在歧视之中，他们在经济上也比一般人更容易陷入困顿状态。因为他们就像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边缘人一样，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大多处于社会最底层，需要社会救济。

人类至今对90%以上的先天性精神疾病的病因缺乏深入的了解，但创伤性事件造成的精神损伤却很容易被观察到。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受难者、被拐卖后惨遭虐待的妇女儿童、被慢性病折磨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历经多次重大挫折者，他们都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有些精神障碍是一过性的，另一些则是永久性的。精神科医生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患者康复，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精神障碍最初的表现通常都是敏感多疑，敏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更脆弱，也更艰难，他们更容易形成灾难性的思维，对未来感到悲观绝望，容易痛苦。他们由敏感发展到过度敏感，再进一步地发展到惊恐或妄想，最终就形成了精神障碍，失去了现实检验能力，对日常刺激的适应性显著下降。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到了后期，他们逃离人群，采用回避的自我防御模式来逃避他们应对不了的社交压力。这又会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迟钝，在某些方面过度敏感，在另一些方面过度麻木，最终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拥有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很难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有些人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一切。

他们最初的敏感通常是被战争、疾病、虐待等灾难性事件激发出来的，这些灾难性事件导致他们的杏仁核过度活跃，他们的警报系统经常不恰当地亮起红灯，他们的情感、情绪和认知都失调，经常处于过度防御状态。

新冠疫情给了医生们一次观察抑郁症产生过程的机会，许多人在新冠后抑郁成疾，突然无法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容易被一些负面的事情感染，经常陷入到恐惧、悲伤与阴郁之中。最初，很多医务工作者认为可能是新冠病毒伤害了患者的脑神经，导致患者抑郁。但据我观察，并不完全如此。瘟疫带来的社会封闭，全民性的恐惧与焦虑，正常生活的失序，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不安，都在影响着每个人，这些外在的压力能激活许多人的警报系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敏感与脆弱许多。

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一场瘟疫过后，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压抑，这种状况需要很多年才能缓解过来。就像我们每个人失恋或丧失亲人后，需要很多年才能走出悲伤一样，瘟疫过后整个社会的活力也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我们如果去研究人类的历史，会发现有时这样的一个阶段会持续百年以上，人类总在不断地重复这个痛苦而又混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乱世”。

痛苦记忆似乎能改写一个人的基因，让一个人的余生经常被其激活，陷入负面情绪和混乱之中。如果一场痛苦是全民共同经历的，那么这场痛苦记忆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基因组。而且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敏感被过度激活后再生育，还有将其高敏感性遗传给他们后代的风险，超过一半的精神疾病可以遗传给子代或隔代遗传。

我怀疑一些家族性精神疾病与这些患者的祖先们的灾难性经历有关，我们在现实中能看到一些家族的成员们往往比另一些家族的成员们更加的敏感和脆弱，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较差，他们经常处于令人不适的防御状态。人类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抑郁症和焦虑症虽然不像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一样具有传染性，但却有明显的时代聚集性。

我们从文学的时代特色中也能感知到这一点。东汉末年的瘟疫造成社会人口锐减了80%，所以“建安风骨”带有明显的消沉意味；宋代鼎盛时期的文人墨客创造的宋词中则弥漫着百无聊赖的淡淡忧愁，那种醉生梦死后的空虚同样会让人变得虚弱。人类在剧烈痛苦和过度安逸状态，都容易精神失常。我们生而被注定了只能有限的拥有，过度的占有带来的不是空虚便是痛苦。

人类一直在寻找精神解脱之路，从古至今，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的痛苦都大同小异，佛陀把人生的八大苦总结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普遍的被这八大苦折磨着。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无法避免的要与这八大苦打交道。

我们该如何减轻这些痛苦？我们的祖先尝试了许多安抚自己内心的办法，并因此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宗教、风俗习惯等可以安抚人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接触和学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内心确实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抚。

随着科学的进步，近现代又产生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等新的减轻人类精神痛苦的学科，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我们会发现现代精神疗愈的各种技巧，大都存在从远古的宗教、哲学和民俗中借鉴的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还有一些人在酒精和毒品中麻醉自己，这也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宣泄自己的痛苦的途径。

在人类所有的失去中，爱的失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最能舒缓一个人精神痛苦的是爱和陪伴——这种爱不限于两性之间的爱，甚至也不限于人类与自己的同胞之间的爱，人与自己的宠物或藏品之间也能建立爱，人沉浸于某项爱好或事业之中，对其爱好和事业也会产生爱。但真正的可持续终生的爱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要不断地经历失去爱的痛苦。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教会我们的后代如何去谋生很重要，但却很少有人明白，教会我们的后代更好的应对自己人生的种种灾难性的变故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在孩子幼年时期就有意识地去训练一个人承受痛苦和失落的能力，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而且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

人类学家在一些少数族裔中发现了很好的精神抚育技巧，比如在太平洋的某些小岛上，就有这样一种传统，家长会把幼儿逗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冷场，让他们适应失落。这种训练会让孩子们对挫折和失落不那么敏感，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反而更有幸福感。

这像极了人类免疫系统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在与无数的不致命的微生物作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帮助我们抵御了许多疾病。被过度保护，从小就很少接触脏东西的发达国家的人的免疫系统反而比在脏乱差的环境中长大的欠发达国家的居民要差。从未感染过天花的美洲原居民在欧洲探险者带来的天花病毒的冲击下，大量死亡，节节败退，几近乎灭族。新冠疫情后，人类的免疫能力出现了很大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隔离导致常见的病原体不能像正常年代一样在人际间传播，被过度保护的人们缺少了训练其免疫系统的机会。

社会的发展也在让我们失去许多情感支持，早期人类生活在部落之中，每个人与整个部落成员都建立起了情感链接。后来，这种部落发展为家族，各个家族又通过联姻结合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地与许多亲属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和情感连接后，遭受风险和打击时，能够通过亲友的支持来得到一定的弥补。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各国的亲属系统都在土崩瓦解，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链接越来越少，越来越脆弱，人抵御各种灾难性事件冲击的能力也越来越弱，所以如今的人们似乎比我们的祖先们更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疲劳。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我们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却有增无减，世卫组织根据流行病的发展趋势推测，抑郁症即将在未来的几年内成为全球医疗负担排名第一的疾病。

文明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感很有限，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让人自身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的智慧，需要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去预防更多的人生悲剧，也需要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去减轻人们在灾难性事件中承受的痛苦。如果我们生育下来的孩子们将来经常地活在痛苦之中，不能感受到人生的快乐，那我们生下他们的目的就很自私了。

在今天，我们应认识到，学习快乐的生活技巧也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它与谋生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精神致残会导致一个原本具有谋生能力的人丧失谋生能力。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塞利格曼一生都在致力于提升人减轻痛苦、感知幸福的能力，他甚至写了一本名为《如何教育出一个幸福的孩子》的书。

尊重孩子的个性，给孩子充分的表达自由，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爱好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鼓励和帮助孩子们与他人建立起健康的情感链接，让一个人从小就拥有一种多元化的生活，这些都能有效地提升他们抵御痛苦的能力。因为当痛苦来袭时，任何可以转移一个人的注意力并重新激发他们的活力的人或事都有积极作用。漫漫长生，谁都不会一帆风顺，抵御痛苦和感知快乐的能力越强，人的一生也就会不会那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