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一生遇到的危急重症非常多，这从他所著的《伤寒论》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出，他在《伤寒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说十年内，他的宗族成员死了三分之二，其中约百分之七十的死者死于伤寒。

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年代可能有误，刘渡舟教授考证，此处的“建安纪年”可能是“建宁纪年”的笔误，因为汉代建安年间没有爆发这么频繁的大瘟疫，只有建宁年间有杀伤力这么强大的瘟疫。张仲景的这篇序言中所讲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通过这段文字想象出当时传染病造成的死伤是多么可怕。

汉代末年缺医少药，瘟疫横行，张仲景在这样的年代当医生，他接触到的危急重症患者是很多的。那时候的重症医学没有现代这么发达，张仲景在实战中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疗危重症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连续给药，这种给药思路很独特，我今撰文介绍。

我先将桂枝汤条的原文摘录如下：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这一大段文字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张仲景简明扼要的描述了桂枝汤的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就是发热、自汗、畏寒、畏风、鼻鸣、干呕，并给出了桂枝汤的方剂组成：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还介绍了桂枝汤的煎服方法，将药切碎成碎块，加7升水，文火煎至3升。每次服用一升。

张仲景用桂枝汤的同时，还给出了辅助桂枝汤发汗的一些方法，“啜热稀粥”，也就是让患者服药后喝些热稀粥，热稀粥有促汗的作用，同时又能补充营养（糖类）和液体。光这还不够，他还要求患者“温覆令一时许”，也就是盖上被子捂出汗来。

因为在治疗“太阳中风”时，关键是要患者发出汗来，这种治疗方法是中医常说的“汗法”。所以除了用药之外，还要采取一些辅助发汗的办法。古代没有葡萄糖注射液，患者生病了，营养跟不上，出汗多了还容易脱水，热稀粥是碳水食物，可以给患者补充糖，也可以防止患者脱水，一举两得。盖被取汗也是一个好办法。这两种辅助手段加上桂枝汤的药力，患者就更容易发汗。

那么发汗发到什么程度呢？张仲景给出了章程，那就是“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让患者遍身潮乎乎的，好像是要出汗了的样子，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张仲景还说：“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也就是说医生治疗患者，不可以治疗到患者遍身大汗淋漓，那样治疗患者的病肯定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患者遍身大汗淋漓，就很容易虚脱，感染性疾病患者在虚脱的情况下，虽然能一时退烧，但是病情很快会反扑。

所以治疗不能治到大汗淋漓，不能让患者虚脱了。我们要举一反三，用任何一种发汗方法治疗时，都只需要治疗到患者浑身潮乎乎，像在出汗就可以了，这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汗出多了反而会加重病情。那么我们在实际中如果发汗过头了怎么办呢？那就用米粉（现代人可以用超市里买的婴儿爽身粉）扑一扑，这个可以快速止汗。这在《伤寒论》中也有提及，从这些细节来看，张仲景是一个了不起的临床医生，他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知道发汗过头了会出大问题。

病人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服桂枝汤的反应不一样，张仲景说“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这段话是说如果病人只服用一次就汗出病愈（病差是病愈的意思），那么要停后服。也就是后面的药即便煎好了也不喝了，治病要“中病即止”，把病人的问题解决了就不能再用药了，再用药就可能过头，过度发汗了。

如果病人服药后不出汗呢？那就要继续服用，服药后还是要“依前法”，通过喝热稀粥和盖被来辅助发汗。这样治疗了病人如果还不能汗出病愈，后面继续服用的时候就要“小促其间”。“小促其间”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后续再服药时，两次用药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半日许，令三服尽”的意思是，在半天的时间内，要将煎出来的三升药喝完。也就是用药三次，半天也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喝药三次，也就是平均每隔2小时喝药一次。

张仲景的这种服药方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医生和病人早已习惯了一天给药2-3次，很少有医生在治疗病人时要求病人每隔两小时用药一次。所以在古代，感冒这类疾病通常一天就能治好，现代医生反而治不出这种效果。不但治不出这种效果，反而可能会耽误病人。

新冠后我对这一点感触颇深，新冠病毒对人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许多人在新冠后体质大不如前，感冒后迁延难愈。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常常拖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都好不了，有些病人甚至因为感冒诱发的肺炎、胸腔积液而去世。

我治疗过新冠后的感冒病人，也抢救过因为感冒迁延不愈而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采用的就是张仲景的这种频频给药的方法，效果出奇的好。当然，我用的不是张仲景的这种桂枝汤，而是因人而异，给患者用的针对性的个性化处方。但在给药方法上则是学习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给出的这种用药方法，同时在用药时的注意事项上也学张仲景。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大胆的采用了这样的给药方法和辅助发汗的方法后，效果很好，病人一两天就大为改善甚至痊愈。

张仲景的方子用量其实很大，汉代的一两换算成现在的克，差不多是15g。那么桂枝汤换算成现代的度量衡，大致如下：桂枝45g，白芍45g，炙甘草30g，生姜45g，大枣12枚。这个量我们现在一般医生都不会开，我们通常是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量。我看到大多数医生开的桂枝汤的量是：桂枝9-15g，白芍9-15g，炙甘草6-10g，生姜9-15g，大枣3-7枚。

这个量没法和张仲景的量比，而且张仲景在治疗太阳中风患者时，如果患者病情未完全缓解，他还会在一日一夜内煎多服药服用。他后面就说：“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张仲景在治疗此类病人时，会“周时观之”，这就像现代的住院医生一样，密切观察病人的反应。可能他比现代的住院医生还勤快点，观察得非常仔细，他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如果患者病情危重，就要日夜不停地给药。

服用一剂后，病人还有症状，就要“更作服”，也就是说一天可以不必只用一剂药，可以用二三剂，用到三剂的话，也就是给药9次。基本上除了病人睡觉时间外，其他时间是每2小时一次。张仲景对重病号单日用药量差不多是现代医生用量的9倍。同时还要求病人忌口，“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因为感染后的患者胃口差，消化能力不佳，所以要尽量避免刺激患者的肠胃。

这种治病方法对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来说非常管用，能迅速地治愈他们的急症。免疫力正常者，患感染性疾病可能还能拖一拖，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者，患感染性疾病，出现严重症状时，是一天都不能拖延的。我这几年所闻所见真是令人痛彻肺腑，我有两个亲近之人都是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仅仅因为一场小感冒诱发了严重的并发症而猝死的。我也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此类悲剧，这类患者如果能够及时的采用张仲景的这种治疗方法是死不了的。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时，我就对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的另一段话颇有感触，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蹉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

张仲景时代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人们仍然热衷于追名逐利，而忽视保护自己的身体，生病了的时候，无法得到妥当的治疗，只能在危急时刻寄希望于作用不大的普通治疗。治疗无效，就只能拖延着，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一命呜呼，真是非常可惜。

遇上危急重症时，最需要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果敢的作风，迅速拦截住病情，避免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不拘一格地用药，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尽心尽力地照顾病人。但遗憾的是，现代医疗做不到这一点，现代中医治病时也大多把张仲景的这种方法抛弃了，恪守每日2-3次给药的常规。结果往往把病人耽误了，一个本可以不死的病人最终死于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感冒，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年也曾出入于ICU，参与濒死重症病号的抢救，用的就是纯中医的方法，经常有起死回生的效果。我所用的药并不稀奇，都是一些常见的中药，而且大多是在患者所在之地随意采购的，没有特意去选购昂贵的特价药。其实哪来那么多的假药，只要医生组方正确，用法到位，效果很好。

学中医者，对有价值的医学文献，要字斟句酌地阅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句子和任何一个字，严谨的临床医生所写的医著基本没有废话。我们要学习其治病的细节，要敢于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些方法，这样读文献和做临床，久而久之，我们的临床疗效自然就提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