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元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和瘟疫接踵而至，老百姓苦不堪言，病者众多，人口锐减，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却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医学宗师。
李东垣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2年），卒于蒙古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享年69岁。从公元1213年到公元1362年这150年间，我国先后爆发大型瘟疫15次。李东垣生活的年代，南宋和北金对峙，汉族、满族与蒙古族连年混战。瘟疫加上战乱，导致老百姓死伤无数。
李东垣在其著作《内外伤辨惑论》中说：“向者壬辰改元（公元1232年），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凡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祐、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
李东垣的这段文字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老百姓所受的战乱和瘟疫之苦，京师汴梁被拖累率领的蒙古大军和宋军联合围困三个月。解围之后，京师几乎人人皆病，病重而死者难以计数，三个月间，病死者竟达百万之众。京城有十个门，每个门每天要往外抬出死者一两千人，且这种景象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李东垣认为这些人并非完全由于外感性疾病死亡，他认为许多人死于脾胃所伤。他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战争爆发后，京师长期处于封城状态，第二年汴梁城就被攻克，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脾胃有伤是肯定的。
但是短期内造成这么多人伤亡，更主要的原因是被史书记载的“汴京大疫”。《金史 · 哀宗本纪》记载了这次大瘟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也就是说可以统计的死者就有九十多万人，还有许多因为贫困不能安葬的，这个数字与李东垣的记载很接近。
李东垣此前虽然医术有成，但是并不以医为业。因为李东垣的祖先是河北正定的富商巨贾，家境殷实，而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又很低，所以李东垣并不甘于当医生，更期望以儒为业。李东垣甚至还捐资买了个监税官当，在山东济源当了一段时间的监税官。
但战乱和瘟疫让李东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也流离失所了。早在他在济源当监税官的时候，他就目睹了“大头瘟”这种流行病造成大量老百姓死亡的惨状，并痛而研究治法，创立了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的“普济消毒饮”这张名方，救治了许多人。
汴梁大瘟疫后，李东垣大量收治病人，因为临床疗效卓著，遂声名远扬。他在临床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瘟疫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危害。这次大瘟疫实际上是一种主要攻击呼吸道的传染病，李东垣记载了患者的主要症状：“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也就是说患者染病后，大多存在发烧和咳嗽等症状，之后便出现消化不良、乏力等后遗症。
李东垣自己说他的《内外伤辨惑论》的初稿成书于公元1231年，那时李东垣开始大量收治病人，所以有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但经验还不够丰富，且因为临床工作繁重，无心著述。16年后的丁末年，李东垣的临床经验更丰富，才在他的老师范仲淹的后人范尊的督促下，抱病完善了这部杰出的著作。
从李东垣的个人行医经历来看，《内外伤辨惑论》可以说是一部杰出的治疗瘟疫后遗症的著作。汴京大疫后，许多人体力大不如前，而当时的医生把这种后遗症当作外感性疾病治疗，用中医的汗法、下法和吐法，导致患者身体更加虚弱，有些人甚至在服药后迅速死亡。
李东垣认为这些患者并非外伤风寒所致的有余之病，而是内伤所致的不足之病，故创造了“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重温补。李东垣治疗这些病人的第一方为“补中益气汤”，这张经典名方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补中益气汤仍然为中医学生们必学的一张经典名方，补中益气丸这种中成药也被广泛的用于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所致的神疲乏力等诸证。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对补中益气汤的组方思路有详尽的解释，也提出了按照患者的临床症状加减药味的方法。如果说我们过去对李东垣的这部书理解还不够深刻的话，我想即将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奥密克戎将会让我们对李东垣的这部杰出的著作刮目相看。新冠后遗症中的乏力、脑雾、咳嗽、抑郁、失眠等各种症状，在本书中都有记载，李东垣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新冠后遗症造成的医疗负担会在今后的数年中逐渐体现出来，国家必定会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后遗症的方法。汴京大疫虽然不是由今天的新冠病毒造成的，但是其临床症状以及其后遗症，与新冠及其后遗症颇为相似。而中医历来所强调的辨证施治，实乃对症治疗。所以研究李东垣的著作，或许可为我们带来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