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要面对死亡问题，死亡是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死是任何人都逃不过的归宿。怎么死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很少会去考虑，但是当衰老或疾病让我们与死神的距离无比接近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有的人会在疾病已经治疗无望时选择放弃治疗，顺其自然的死亡；有的人则希望安乐死；还有的人会因为不堪忍受身心之苦，选择自杀。这几种死亡模式我都见过了不少真实的例子。

最近我在竭尽全力的去对一个要自杀的患者进行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不管我如何尝试，都无法接触到她，她的家人则早已经抛弃了她，与她无往来。前天我从其他的想救助她的人那里听到她自杀身亡的确切消息，心中很是难过了一阵子。这个患者为癌症和抑郁症折磨着，经济条件很差，一直以来都依靠大家的救助生活。她自己活在社会边缘地带，获取一点微薄的灰色收入。

我以前很少对她所属的那个群体有过深入的了解，最近为了能够接近她，就深入到他们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结果听到了一堆的令人难过的故事。很多人像她一样因为种种原因，生活陷入困境，脱离了社会正轨，活在不见光的地方，备受煎熬。

我在了解这个群体的时候，起码发现了另外三个人也有自杀的念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有自杀念头是抑郁症患者的典型症状。我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患有抑郁症，因为他们对我很提防，我无从去了解他们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在那种灰色地带，说谎是常事。要想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真的必须得有宗教家的救世情怀，能接纳和包容一切，即使明知被骗也要心怀慈悲的去帮助那些骗我们的人。

他们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时遇到的一些往事，我们乡下经常有农村妇女和老人喝农药自杀。如今来看，这些自杀者有相当一部分患有抑郁症，同时还有其他慢性病在折磨着他们。他们通常生活还比较困顿，家庭关系也不够和睦，人生暗淡无光。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倾听他们的心声，愿意帮助他们，给予他们一些温暖，他们就不至于自杀。但是不幸的是周边的人通常都是麻木的，无法感知他们的痛苦，有时甚至嘲讽他们，所以最后他们走上了绝路。

全球每年有约78.6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10.7人死于自杀，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80%以上的自杀与抑郁症有关。而抑郁症的病因则非常复杂，抑郁症患者数量众多，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最少有一个人会在一生的某一阶段抑郁成疾。

通常抑郁总与各种人生挫折和疾病相伴随，虽然也有少数生活富足的人抑郁，但是多数人陷入抑郁状态时，经济条件都不好。除非我们的社会愿意关注并帮助这个群体，否则的话，抑郁症患者的整体状况是不可能得到改善的。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下滑，大家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所以有抑郁情绪的人比以往更多见。这两三年自杀的人数量比过去更多，数据统计显示，疫情后，在所有死亡人数增加的原因中，自杀仅次于糖尿病，位居第二。

我虽然并非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但是长期与患者打交道，已经被工作磨炼得将阻止死亡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所以有时非常希望打开每一个想自杀的人的心扉，去干预他们，避免他们自杀。但遗憾的是，常常功败垂成，拯救任何一个有自杀企图者都极不容易。

有一种自杀在某些国家已经被允许，那就是安乐死。瑞士、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国家现在是允许安乐死的。深受身心疾病之苦且救治无望的人，在那里可以申请安乐死，由专业医师评估后，部分申请者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

这其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有些疾病让患者的余生苦不堪言，而且还会让患者家庭背负巨大的经济负担，对这些患者进行安乐死，是一种更人道的做法。

经常有患者或患者家属问我能否教他们一些安乐死的方法，我都拒绝回答。一者我没有研究过安乐死，二者我国法律还不允许安乐死。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有些患者在最后时刻，自己给自己实施了安乐死，他们用平时积攒的过量的安眠药做到了这一点。

我国目前只有深圳刚刚立法，允许生前预嘱合法。最新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中的第七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要求，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规定条件的生前预嘱后，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医疗机构实施医疗救治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该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深圳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这意味着从明年元旦开始，深圳特区将允许主观上想放弃治疗的患者放弃治疗，选择顺其自然的死亡。在中国的孝文化下，中国人往往把放弃治疗当作一件不符合孝道精神的事，深圳的最新立法有望在未来改变人们的这一观念。

无论医学如何进步和发达，总会有一些疾病无法治愈，而且治疗所延长的寿命也都是低质量的寿命，患者将会在痛苦中煎熬着度过余生。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患者自己有意愿放弃治疗，应该尊重患者本人的选择。同时社会层面上，我们也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的风气，对这种放弃治疗的行为持宽容态度，不再谴责患者家人不够道德。

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患者家属，他们一家中有三个重病患者，她的父亲已经是肝癌晚期，很难治愈，而且瘫痪了。当她来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劝说她顺其自然。其实我想在找我之前，她实际上已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只是自己很难来做这个抉择。我来告诉她选择顺其自然，可以减轻她的心理负担。

这样的情况可能很多见，在深圳立法之前，有部分家庭在不得已的时刻只做不说，选择放弃治疗。这样做既能减少患者所受折磨，又能减轻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我们经常看到报道说，有些家庭已经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同时又出现了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当此之时，家庭成员选择放弃治疗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们民间对这种现象一直也是持宽容态度的。

我期待我们这个社会对死亡的认识能够更上一层楼，多接受一些死亡教育，在生离死别之际，做决定的时候理性一些。对于可以阻止的自杀行为尽力阻止，多关心那些想自杀者。对于难以阻挡的病情，就要释然一些，不必与疾病死磕到底。虽然我们还不能安乐死，但是却可以选择放弃治疗，顺其自然，缩短患者受苦的过程。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量和长度固然都很重要，但是假如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放弃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把重点放在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上。